论语言与歌唱的同源关系

一、论语言与歌唱的同源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连婉廷^[1]（2021）在《象征、动员与认同：音乐的三重政治功能研究 ——以“中宣部100首歌曲”为分析对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音乐是一种包含人类丰富情感与复杂认知的艺术表达,能够为人类提供多样化的社会功能,例如审美功能、教化功能、娱乐功能等。音乐的题材、体裁是丰富多样的,不过并非所有的音乐都主要服务于政治。在政治场域之中,部分音乐作品能够发挥政治功能,这类作品以表达政治信息为目的,塑造了“音乐政治表达”,发挥了相应的“音乐政治功能”。与普通的音乐表达不同的是,只有在政治场域中传递政治信息的音乐表达,才是音乐政治表达。由此,立足于音乐政治表达分析音乐政治功能,是政治学研究中具有音乐与政治交叉研究属性的重要范畴。政治与音乐具有相关性,虽然政治与音乐是看似相互独立的文明系统,拥有各自的形成逻辑与各自成熟的研究领域,但是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每一个独立的子系统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联。这些关联推动了事物的产生、发展与变化,引发了由学科之间相互交融所产生的新理论、新方法与新逻辑,这些新的知识体系拓展了人类认知,丰富了人类文明成果,也构成了解释音乐政治表达的依据,为厘清政治与音乐之间的逻辑,提供丰富的学术想象空间和理论探索驱动。音乐政治表达能够发挥某种政治功能,象征、动员与认同便是其中三重较为常见的功能。自古以来,音乐政治表达的例子屡见不鲜,无论是中国古代礼乐文明中“乐与政通论”,还是柏拉图所提及的派地亚过程中音乐对教化民众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抑或是亚里士多德对音乐调性和德性之间的关联性阐述,都能够反映出政治家通过音乐的强动员性、象征作用和塑造情感的价值,从而教化民众以实现促进社会稳定等政治目的。从音乐的社会价值来看,音乐能够充实人类精神、调动人类情感、传承人类文化以及塑造人类文明,无论运用明示还是隐喻的方式,音乐政治表达都在政治文化中传递着政治信息,并以艺术表达和意识形态传播的姿态广泛存在。本文的总体架构是总分总的形式,第一章总体概括了音乐政治功能的基本内涵、三重功能的内在关联以及相关基础理论。最后一章总结了音乐政治表达的双向性和从责任视角延伸音乐政治研究的可能性。中间三章以并列式的方式进行展开,三种功能都通过功能主义中“结构-过程-功能”的研究层次进行具体分析。首先,概念性的解释音乐政治表达的内涵是本研究的基础与前提。因为,并非所有的音乐表达都能够实现政治功能,并且不同音乐所发挥的政治价值不同。不同音乐的具体内容、传播路径不同,这些差异成为了是否能够实现音乐政治表达以及实现何种政治功能的依据。因此,本研究并非在针对音乐的艺术性进行探索,而是立足于政治学的视角,将部分音乐作品作为分析对象,进而挖掘三重音乐政治功能的机理。其次,音乐政治功能很多,但是象征、动员与认同是较为常见的并且对政治需要而言十分重要的音乐政治功能。辨析音乐政治功能可以借鉴社会学的功能主义理论,并将其细化为“结构-过程-功能”三个维度。结构方面,从音乐的自身结构以及音乐的社会分工来理解音乐政治表达的微观结构与社会宏观结构。过程方面,音乐的政治情感、政治认知表达能够促成某种政治目标的实现,这一过程便是音乐政治表达能否发挥某种政治功能的过程。功能方面,不同的结构与过程可以塑造不同的音乐及其音乐的政治实践,音乐可以通过特定的结构与过程实现某种政治功能。最后,本文终章总结了音乐政治表达具有双向性的特点,对于政治稳定而言音乐政治表达的作用可能是正向的,亦可能是反向的。反向作用易引起群体性事件,引发争乱等。因此音乐政治表达需要从责任的视角对音乐创作者责任以及政府对音乐宣传的责任两个方面加以延伸。本文的研究重心在于三重政治功能,不同政治功能的产生逻辑不同,因此三重音乐政治功能的分析重点也有所不同。首先,音乐政治象征方面。能否实现音乐政治象征功能在于音乐符号能否通过政治意义的在场,实现符号的价值转向。通过政治权力的作用使广义的政治意义进行强化,从而实现音乐政治象征。其次,音乐政治动员方面。实现音乐政治动员功能的核心在于是否能够进行情感的唤起,进而引发人们心理与行为的变化,从而通过音乐对人们的思想与行为进行动员。最后,音乐政治认同方面。实现音乐政治认同功能的关键在于音乐中所表达的身份信息,能否使认同主体产生同一性、归属感、利益满足。因此,符号、情感与身份是厘清音乐象征功能、音乐动员功能与音乐认同功能的核心理论,具体展开如下。第一,音乐政治象征功能是通过音乐符号与政治意义相结合,形成的能够给人呈现出神圣性、权威性的音乐政治符号。音乐政治象征是包含政治意义的音乐符号,符号与象征之间的普遍差异在于意义的在场。因此,音乐政治象征既是音乐符号,更是饱含政治意义的政治象征。借助皮尔斯符号三元论可以发现,符号意义通过像似、指示与规约的方式被修辞,从而表达某种既定的意义。音乐政治象征通过音乐符号表达某种政治意义,并通过政治权威的认可、塑造和强化这一政治意义,最终生成具有权威性与神圣性的音乐符号,进而产生象征性权力。虽然各国国歌是音乐政治象征功能的标志性作品,但是发挥政治象征功能的音乐表达远不止于此。所以,本文将“中宣部100首优秀歌曲”进行分类,从音乐的国家政治象征、音乐的政党象征以及音乐的政治精神象征三重角度进行作品梳理。研究发现,音乐政治象征功能具有神圣性、修辞性、权力转化性的特征,即政治象征的音乐表达具有神圣性、音乐的政治意义需通过修辞性实现、音乐的政治象征过程中的权力具有转化性。第二,音乐政治动员功能通过音乐情感的价值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促发群体参与政治运动,以实现政治目标。政治动员与相对较静态的政治象征不同,政治动员的目的是为了影响人们的思想与行为,通过唤起并培育政治情感,实现对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的动员。音乐的价值在于它既能够携带政治信息,同时也是情感的表达。音乐自身的旋律与节奏的配合更替能够引发听众对情感的期待和释放,再加之歌词中明确表达的政治信息,使音乐更适合于唤起和培育某种政治情感,并且音乐的社会感染性能够影响广泛的人群。因此,音乐在抗战、“下乡”等政治情景中都发挥着不可磨灭的动员功能。研究发现,音乐政治动员功能具有人民性、明确性、社会感染性特征,即音乐政治动员以创作人民性内容为主、音乐政治动员事件具有明确性、音乐的社会感染性是实现音乐政治动员的关键要素。第三,音乐政治认同是通过音乐的情感信息与文本信息,向公民传递情感与认知,以促进公民认同心理的政治过程。因为音乐政治认同功能是建立在公民认同基础上的,所以身份不仅是理解政治认同的核心要素,也是解释音乐政治认同的核心脉络。音乐中的政治信息不仅能够表达与身份相关的内容,同时也能够代表不同的身份。在音乐政治认同表达中,无论是由血缘、族群构成的“先天”的历史与文化观念,还是被“后天”的情感与社会认知改造而形成某种政治情感,抑或是通过利益驱动而形成的政治认知与政治倾向,都需要通过认同主体对音乐表达中的有关身份的信息进行价值判断。研究发现,音乐政治认同具有公民性、分层性、边界性,即公民性是音乐政治认同的来源、音乐政治认同的传播主体和传播受众以及传播内容具有分层性、音乐文化认同的跨边界性能够跨越政治的边界。总体来看,本文聚焦于自上而下的音乐政治表达范畴,因为正是这类音乐作品凝聚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家国情怀。然而,在广泛的政治文化中,自下而上的表达也是音乐政治表达中不可忽视的范畴,例如美国摇滚中具有大量的体现反叛精神的音乐作品。因此,政治责任对音乐政治表达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政治责任能够促进音乐政治表达的有序发展,发挥功能最大化。政治责任是完善音乐宣传体系的重要依据。一方面,政治责任可以使政府能够指导、改进和监督音乐宣传的内容、制度和机制。另一方面,音乐政治表达也需要基于具有政治责任意识的创作动机。就此而言,本议题还具有更加广阔的探索空间。

张文丽^[2]（2021）在《语义模糊视角下汉韩翻译研究 ——以《唐诗三百首》韩译本为例》文中认为模糊性是一种不确定性,它以事物的性态或类属的边界是否清晰为判断依据,是人们认识中关于事物类属边界或性质状态方面的不明晰性、亦此亦彼性、非此非彼性。模糊性通常具有边界模糊但中心明晰性、相对及可塑性、双重性三个基本特征。模糊性作为自然语言的基本属性,存在于语言系统的语音、语义、语法等不同层面,其中最基本、最常见的模糊现象便是语义模糊。语言是文学作品的基本构成要素,语言本身具有的模糊性,必然渗透于文学作品之中。中国古代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其灿烂文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模糊语言（特别是模糊语义）,模糊语言的准确合理运用,能够为读者创造一种隐蔽朦胧、韵致深远的特殊意境。首先,从词义上看,古代诗歌运用大量具有模糊性特征的词汇,以最少的语言塑造使人产生无限想象的意象,表达诗人复杂的情感。从句义上看,汉语作为一种强调意合的语言,句子、短语,以及词语间的组合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很高的自由度;汉语中连词以及句子主语的省略等现象十分常见,在客观上也导致了汉语在句义上的模糊现象。其次,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涵义受到文化的影响,而文化又必然通过语言表现出来,古代诗歌包含很多中国传统文化,其文化层面的语义模糊性也比较明显。再次,为营造艺术氛围和美好意境,古代诗歌经常采用大量修辞手法,导致其修辞层面的语义模糊。修辞方式取决于语言特性,社会文化因素也常反映在修辞中,而修辞表达中又蕴含了深刻的语言和文化涵义,语言、文化、修辞三者是互相依赖、相互影响的关系,可以从不同角度、全面地分析和考察汉语的语义模糊特点和规律。虽然模糊语言为人类所共有,但是不同语言受其发展历史、民族特色、地域特征及文化背景等要素影响,彼此之间也存在很多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会给翻译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翻译是在两种甚至多种语言间传递意义的特殊过程,翻译在本质上是一种意义的选择过程,是集作者、译者和读者三要素为一体的有机统一过程,理想的翻译是以最小的意义损失获得最大意义上的对等。从模糊语义学视角来看,翻译就是将源出语文本语义的隐显有机组合,通过必要的语际间隐显转换,在译入语文本实现新的语义隐显组合的过程。由于模糊语义的复杂性,要求译者对翻译实践中的模糊语义进行系统的研究,从理论高度重视不同语言间既共同又各异的模糊性特点,从而在翻译实践中有针对性地对具体不同的模糊表达实例采取更为行之有效的处理方法。语义的模糊性与翻译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是翻译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运用模糊语义理论对翻译科学进行观察和分析,可以为翻译实践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为翻译学理论构建和方法研究提供参考。鉴于此,本论文以模糊语义学和相关翻译学理论为依据,以中国古代诗歌的典型《唐诗三百首》及其两版韩译本为例,建立汉韩双语对照平行语料库,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对汉语词汇和句子层面、文化层面以及修辞层面的语义模糊性及其汉韩翻译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分析各层面语义模糊性的不同表现形式及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并针对不同层面的语义模糊性,通过汉韩翻译实例探索提出相应的汉韩翻译原则和翻译策略,最后提出模糊语义视角下的汉韩翻译模式。本论文将模糊理论全面引入汉韩翻译研究,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考察汉韩翻译活动,通过研究形成以下三个主要观点:第一,从本质上来看,翻译活动是利用模糊化整合方式,在两种语言中寻找最佳契合状态的思维运作过程。翻译存在一系列过渡状态,总体上是一个非精确的过程。由于语义模糊性的存在,译者可根据原文本模糊性表达的具体意义对目的语进行调换,从而实现对原文本的“二度创作”。第二,汉韩翻译时,译者要对比分析汉韩两种语言词汇和句子层面、文化层面、修辞层面等多个层面的语义模糊性,以寻求等值表达信息的最佳方法;当目的语中有对应的模糊表达时,模糊语义最高效的翻译方式为模糊对等译法,若目的语中没有对应的模糊表达,可以灵活采用增删译法、变动句序译法、转换句型译法、调整成分译法、点义译法、批注译法等来处理模糊语义,以使译文语义最大程度接近原文。第三,由于中韩两国的历史渊源以及语言文化的同质性,汉韩模糊语义表达共性大于个性,大部分模糊表达都可以转达到译文中,但也有部分模糊语义在汉韩翻译过程中无法保持其完整性,需要译者结合具体语境,通过补充介绍相关文化背景等方式,以实现模糊语义的准确传达。

曹梦^[3]（2021）在《俄汉观念词“весна/春”的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文中指出观念的研究由来已久,观念词作为承载思维、认知、民族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不仅在语义学、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占有一席之地,近年来更成为了语言文化学研究的热门。语言文化学视角下的观念词被看作是具备一定语言文化特征的,是集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于一体的复杂综合物,观念词的研究对进一步深入探索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选取俄汉观念词“весна/春”作为研究对象,以人类中心论、熟语理论、文本对话理论以及语言世界图景理论作为支撑,借助词典释义法、观念分析法、归纳对比法以及语言文化学阐释的方法展开分析。首先对中俄“весна/春”和концепт的研究现状进行阐述,说明本文的语料来源、研究方法、研究意义和创新之处。其次,分别就人类中心论、熟语理论、文本对话理论以及语言世界图景理论进行全面描写,为下文具体分析做好铺垫。词典分析部分,借助词源词典、详解词典以及俄罗斯联想词典,对比“весна/春”在词典释义中的区别,从而分析两者的异同。以词典释义为基础,本文将俄汉观念词“весна/春”置于熟语层面和文学文本层面进行对比分析,将涉及到“весна/春”的熟语做归纳汇总,结合它们所表达的含义以及背后体现的观念差异分别划分为六大类,从而分析背后的文化共性和差异性。同时,结合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现代汉语语料库（CCL语料库）和Национальныйкорпусрусскогоязыка（俄语国家语料库）搜集到的语料,分别将与весна和“春”相关的用法划分为客观描述类、情感类和其他类,对比后将两个观念词的使用总结为基本对应、不完全对应以及空缺三种情况,从而为下文分析观念词“весна/春”使用异同的原因做好铺垫。基于以上理论和语料的分析,我们将观念词“весна/春”使用异同的原因概括为了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思维方式、宗教信仰以及传统文化等五个方面的因素。最后结语部分对本文的研究内容加以总结,进一步明确论文的主要思想和结论。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是一次新的尝试,能够帮助外语学习者更好地理解весна和“春”的含义以及用法,对外语教学、词典编纂以及跨文化交际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刘定慧^[4]（2020）在《语言接触视角下汉语俄源词演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语言接触是语言演变的根本动因。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其从学科发展到理论建设也都日臻完善。而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演变现象更是成为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不过,由于语言接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学界对语言接触的研究存在着一定的不均衡现象。主要表现为对国内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接触、普通话与方言接触着力较多,研究得也更为深入。而对汉语与外语之间相互接触的研究稍显薄弱,而就汉语与外语接触的研究而言,也主要集中于对汉语与英语、日语的接触研究,对汉语与其他外语的接触研究则关注不够。“五·四”时期开始,很多充满时代色彩的俄源词开始批量进入到汉语中,其所携带的社会文化意义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然而,我国学者关于汉语外源词的论着中,大多比较重视英源词和日源词的研究,而对俄源词的研究则缺乏足够的关注。基于此,本文在先学研究的基础上以汉语中的俄源词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语言接触的视角出发对不同历史时期俄源词的引进特点、本土化规律和动因以及俄源词在汉语中的活力状态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本文共分六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通过对已有语言接触研究、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结构演变研究、语言演变中的词汇借用研究、汉俄语言接触中的汉语俄源词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后,指出了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第二章主要对不同历史时期俄源词的引进特点进行了研究。本章以重要的中俄（苏）交往历史事件为时间节点将俄源词的引进大致分为五个时期:恰克图边境贸易兴起时期、中东铁路修筑时期、“五·四”至解放前时期、中苏友好时期、苏联解体至今的新时期。通过参阅相关文献资料以及检索俄源词在《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BCC语料库》中的最早出现时间,界定了现有俄源词出现在汉语中的大致时间范围,从而将其归并到本文所划定的相应历史时期对其引进特点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汉俄语言接触范围、接触方式和接触主体的不同是造成不同历史时期俄源词呈现不同特点的主要原因。第三章主要对俄源词语音本土化及其主要动因进行了研究。本章在汉俄语音对比的基础上,对俄源词进入汉语后在音节结构演变及汉俄音系匹配方面呈现出的规律和特征进行了全面地分析研究。俄源词语音本土化首先体现在其进入汉语后发生了十分普遍的音节结构演变现象。本文发现,不仅俄语中独有的音节结构发生了演变,而且汉俄语言中共有的音节结构也发生了演变。据本文分析,增加音位和删减音位是俄源词音节结构演变主要方式,并且呈现出以增加音位为主的特点。汉俄音系匹配则是俄源词语音本土化的又一重要体现。本文发现,用汉语声母匹配俄语词首辅音、用汉语韵母匹配俄语元音的现象在汉俄语言接触中十分普遍。并且本文还发现了用汉语韵母匹配俄语辅音的特殊情况。通过对具体匹配形式进行归纳整理后,本文分析出了汉俄音系匹配的两种主要方式:相似匹配和条件匹配。结合对具体语言事实的分析后,本文认为,汉俄语音差异是促使俄源词音节结构演变的根本动因。而词汇借用过程中的知觉映射、音系知觉原则等汉语母语者的认知因素则是促成汉俄音系出现多种匹配形式的重要原因。这些因素同时也是俄源词语音本土化的主要动因。第四章主要对俄源词词汇本土化及其主要动因进行了研究。本章利用汉俄两种语言的大型综合语料库对俄源词在汉俄两种语言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对比,对俄源词进入汉语后在结构和表意方面的本土化规律和特点进行了详细地分析。俄源词进入汉语后在结构方面的本土化主要体现在产生了几种特殊的构词方式。这些构词方式不仅为汉语带来了全新的构词语素、构词模式,还将特殊构词中所蕴含的俄罗斯民族所特有的心理特征、文化背景和认知方式等也同时带到了汉语中,从而对汉语产生了影响。俄源词进入汉语在表意方面的本土化主要通过音义相兼、词义变化、语用意义变化、影响汉语固有词词义等多种方式来实现。通过一系列适应汉语语言体系的变化,俄源词在实现表意本土化的同时,也在填补汉语语义空缺、促使汉语语义系统重新调整方面影响了汉语。本文通过对具体语料进行分析后,认为俄源词进入汉语后词汇本土化的动因既有适应汉语语言环境的语言内部原因,也有社会、心理及文化因素等语言外部的原因。第五章主要从共时角度对俄源词在汉语中的活力状态进行了研究。本章结合几个大型语料库的检索结果对筛选出来的近1000个俄源词在汉语中的总体活力状态进行了宏观界定。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超过半数以上的俄源词在汉语中已经失去活力,只有少部分俄源词继续在汉语中维持活力。为了进一步考察俄源词在汉语中的具体活力状态,本文从存有活力的俄源词中甄选出了被2016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收录的俄源词作为考察样本,结合其在《人民日报》（2015-2019）中的使用情况,对其活力程度和活力特征进行了研究。本文发现样本中的俄源词虽然都属于本文所界定的有活力状态,但是其在汉语中的具体活力程度却存在差异。本文通过对具体语料进行分析后认为,使用频次、语义表达、语法功能、语用范围和语用领域等语言因素以及相关的社会因素均会对俄源词在汉语中的活力状态产生影响。第六章是本文的结语。主要对全文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本文的研究价值和存在的不足。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不仅对汉语中的俄源词演变规律有了更全面、科学、客观地认识,而且对汉俄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也有了更系统地把握。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非亲属语言之间词汇借用规律的理解和认识。词汇借用现象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常新课题,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在未来的研究中仍需不断完善和深化。

聂珍钊^[5]（2020）在《论语言生成的伦理机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学术界有关语言起源的解释或者观点,基本上都是推测或者假说。我们已经无法从源头上真正探究语言的起源,但是我们能够从婴儿的语言习得中一窥语言产生的奥秘。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是婴儿发音器官发挥作用的结果,是婴儿的自我表达和信息传递,因此啼哭是婴儿的低级语言。无论是婴儿的低级语言,还是后来因为发音器官发育成熟后生成的高级语言,均是在伦理选择过程中生成的。在婴儿的伦理意识产生之前,婴儿同母亲的伦理联系表现为以母亲为对象的吸吮反射和寻乳反射,而这正是婴儿语言生成的伦理基础。语言不是先在的,而是生成的;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状态。在语言生成之前,我们只有保存思想的脑文本的存在。脑文本转换为声音形态的过程,即是语言的生成过程。声音形态和实时生成是语言的两大本质特征。正是语言的这两个本质特征,我们才能认识语言,才能将语言、符号、文字、文本等概念区别开来。

孟冬冬^[6]（2020）在《“轴心时代”的中西诗学形态与诗学观念》文中研究指明“诗”是中西轴心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尽管它的形态有所差异,但仍有若干共性因子。本论文以轴心时代的中西诗学形态与诗学观念为研究对象,将中西不同的城邦文明和空间想象作为讨论的起点,并以之为文化基础把握中国和古希腊在轴心时代不同的文学样态,以及在文学样态背后潜存的文学观念。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使用的“诗”及“诗学”概念属于广义用法,抒情传统和叙述传统的差异对诗的类型、诗学内涵、诗学思想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对这些方面展开研究对深入把握轴心时代艺术思想的发生以及美学观念的形成都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本论文除了绪论之外包括五章内容。绪论部分主要对“轴心时代”和“诗学”的概念进行厘定,认为“轴心时代”不仅是一个概念,更是一个具有原型意义的文化范畴,也指出在当代背景下“诗”、“诗学”虽被广泛使用,但仍有必要对它进行一下界定,因为文学的边界就是它们的边界。第一章主要关于“轴心时代与城邦文明”。就春秋时代而言,“城邦”已经广泛存在,它们的空间布局蕴含着轴心时代最基本的空间想象,因此,城邦空间折射出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想象和“以德配天”的惯性思维,它们对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产生了持续影响;就古希腊而言,对理性的追求除了与自然环境有关之外,亦可在城邦结构中寻找答案。古希腊城邦是人本意识和悲剧精神的主要发生场域。所以,城邦不仅是中西社会结构形成的策源地,也是文学艺术产生、定型、发展的主要空间,因此具有重要的文学史、艺术史意义。第二章讨论“诗的说唱与演唱形式”。中西文学在发端期都具有“唱”的属性,只不过古希腊文学往往唱中含叙,先秦文学则唱中富情,因此前者表现为“说唱”,后者表现为“演唱”。说唱是西方叙事艺术的源头,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说唱文本中已经含有较为明显的叙事策略和叙事逻辑。演唱是中国抒情艺术的萌芽,“百兽率舞”的记载以及《乐记》对乐舞的强调构成了事实和理论的双重证明,由诗、骚发端的“情兼雅怨”抒情模式对演唱文学产生了持续影响。除此之外,中西对“人性世界”和“神性世界”的不同态度也是促使演唱与说唱传统形成的文化密码。第三章着眼于“风诗与史诗”。风诗是中国诗歌的原型,“风”由自然概念逐渐演变为文学概念,决定了风诗鲜明的民间性或民俗性。“十五国风”是音乐文学的典型代表,在形式层面它是音乐与文学一体性的标准,在内容层面,它体现了中国文学最早的“谲谏”特征。史诗作为西方叙事文学的原型,其叙事形式和英雄主题构成了后世叙事文学的重要借鉴对象,同时,它也是古希腊民族精神的对象化。史诗与戏剧具有相通性,英雄特质与公民精神构成了史诗影响戏剧的深层基础,对模仿和语言的重视更加强化了两者的亲缘关系,20世纪以后,“史诗剧”的出现是这种亲缘关系的回归。除此之外,语言的民族性借助思维的中介,最终作用于文学领域,这是中西诗体风格和审美风格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第四章说明“轴心时代思想家的诗学观念”。儒家文学思想的核心是教化,其“诗教”可以具体化为对“雅正”艺术标准的认同,对“温柔敦厚”艺术形态的肯定,对“成于乐”艺术目标的坚守。相形之下,道家诗学观念则表现出更多的诗性特征。老子的诗性可以通过《老子》一书的韵律化的语言、“以象设喻”的行文方式以及对现实的深沉关怀体现出来。庄子的诗性表现为对自然本体的推崇,以及对自由人性的向往,这使整部《庄子》成了一个整体性意象。柏拉图的诗学观念一方面体现出与儒家的相似性,表现为对文学道德性和政教功能的承认,同时,其“和谐”论亦从音乐切入而衍及社会和谐,这与儒家如出一辙。另一方面,尽管其理论带有明显的主客二分模式,但在对美的认知方面,“凝视”与“迷狂”的统一则表现出与道家审美观接近的一面。第五章探讨“《乐记》与《诗学》的比较与会通”。《乐记》与《诗学》是中西轴心时代两部重要美学典籍,两者在艺术发生观、艺术功能论、艺术真实论层面存在彼此会通的可能。就发生观而言,《乐记》将“感物”视作艺术起源的根基,《诗学》则推崇“模仿说”。本质来说,它们都遵循“以类相动”的思维逻辑。就艺术功能论而言,《乐记》从“人性本静”的人性观出发,认为使人性复归道德是艺术的根本作用,与之类似,《诗学》所推崇的“净化”亦是一种理性层面的道德“快乐”,所以《乐记》与《诗学》的最终目标都指向了道德。就艺术真实论而言,虽然《乐记》以“着诚去伪”表达了对“情真”的肯定,《诗学》通过对“诗比历史更真实”阐发了“理真”观念,但两者都无一例外地肯定形式的真实,从而形成了两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艺术真实观念。

刘晓男^[7]（2020）在《卢梭美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对于理性完善与社会进步普遍持有乐观态度,而卢梭对启蒙理性与社会进步自觉地进行反思和批判,成为西方第一位以审美现代性批判启蒙现代性的思想家,标志着西方美学的重要转折。卢梭深刻地洞见了生存于市民社会之中的现代人自我分裂的困境——从自然人的角度,他为自利情感所驱动;从公民的角度,他又不得不承担公共义务。布尔乔亚这种自利与正义人格的分裂,反公民性的异化本质正是卢梭现代性批判的焦点。面对“好人”与“好公民”的双重异化,卢梭提出了自然教育思想,试图以弘扬古典城邦德性来拯救现代性,从培养自由人性的好人教育过渡到培养城邦善德的公民教育,以实现“好人”与“好公民”的统一。卢梭将“自然状态”作为人类的历史起点,并据此为核心构建新的道德及政治秩序。他以“回归自然”的口号启示人们:文明就是对自然的异化。卢梭对于自然与文明的独特理解不仅是其思想独创性的标志,也成为其美学思想的核心基石。对于卢梭而言,自然不仅具有崇高之美,更是其精神的避难所,承担了启迪心灵与救赎人性的重任。在与自然的契合中,卢梭疏离处于文明社会中的“我”,以超越世俗的、自然的眼光重新审视世界,并以此赋予社会和他人全新的理解与意义,进而在“自然”的基础上试图实现“好人”与“好公民”的统一。18世纪启蒙思想家对理性的过度推崇导致情感受到理性的压制,卢梭较早论述了启蒙理性的弊端,主张道德的建构不应完全受理性支配,提出了道德情感论,以此批判启蒙理性及其社会道德原则。从公民教育的角度,他基于道德的立场对18世纪的法国艺术以及戏剧发动了审判。与此同时,在卢梭的着作中,情感获得了不依附于理性而独立存在的价值,成为一种对个人主体性和自由人性的追求与表达。卢梭的美学既以伦理标准要求美与艺术,强调“美”应该受到道德的规范,又推崇艺术作品的感性表达,承认“美”有其自身的逻辑方式。这一悖论充分体现了西方审美范式由古典向浪漫过渡时期的内在矛盾。“自然人”与“公民”双重教育理想的设定,使卢梭的审美教育观念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一方面,在卢梭的公民教育中,审美教育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它似乎只能在腐败的社会环境中为个体独善其身提供可能。另一方面,在自然人教育中,卢梭所提倡的教育方法和措施,很多实际上却是审美教育的内容。在卢梭本人的创作实践中,审美教育本身也对人性的完整和复归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理性精神高涨的启蒙热潮中,卢梭以冷静的思考将“自由”视为矢志不渝追求的人生至高境界。通过卢梭的经历和作品,孤独的审美遐思是卢梭得以返回自然,实现自然与自由和谐统一的努力尝试。通过爱,卢梭实现了与他人和社会的连接,也对他人及社会有了全新的理解。通过哲学的写作,卢梭一方面将自我隐藏起来,在隐匿中获得了属于孤独者的自由与幸福;另一方面,与现实中的人与物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从而避免了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直接参与,却又实现了关注政治的目的。通过上述三个方面,卢梭在自然与自由和谐的基础上实现了“好人”与“好公民”的有限和解。卢梭对人类尊严的道德规范的阐释及其全部人类学观点深刻影响了作为德国古典美学开创者与现代美学奠基者的康德,其将审美视作认识活动与道德实践活动的桥梁和中介,提出“美是道德的象征”这一命题,并在《判断力批判》中第一次证明了艺术的自主性;卢梭崇尚自然美以及情感表达的审美情趣对浪漫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批判启蒙理性的过程中,卢梭的美学思想表现出深刻的审美现代性。卢梭自然主义美学思想中体现的生态智慧有助于我们今天思索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其唯道德艺术论对于当代社会的道德建构具有重要启示;其审美教育思想中蕴含了丰富的生命美学思想,对于当代美育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自然人”与“公民”双重美育理想的设定,使卢梭的美育思想充满了内在矛盾与冲突;卢梭的文艺观受到其道德政治思想的严格限制,进而阻碍个体生命创造的更多可能性。

马海布吉^[8]（2019）在《会理彝语语音和词汇研究》文中认为彝族分布区域很广,支系复杂,使用的语言和方言众多,且内部差异较大。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是全国彝族最大聚居区,其中诺苏支系人口占绝对优势。会理县是彝族分布较为特殊的区域,境内有聂苏、内苏、俚颇、呷斯颇、纳苏、阿罗颇等6个支系,除聂苏支系外,其他支系由于人口少而不为外界所知,迄今未见这些小支系语言或方言的报告或研究。因此,对会理各支系尤其是小支系群体的语言或方言进行调查记录和比较研究,对于弄清彝缅语言分类和历史关系以及彝族支系或族群语言识别等有重要的语言学价值和民族学价值。本文基于对会理县内聂苏、内苏、纳苏、俚颇、呷斯颇、阿罗颇6个支系的语言和方言田野调查材料,对它们的语言系统进行描写;重点对各支系的语言或方言进行比较,并兼顾与县境之外周边地区其他彝族方言比较,探讨它们之间的语言特点异同,揭示其系属关系;同时就会理彝族多支系杂居典型区的语言使用、接触和影响进行观察、分析和研究。会理彝族各支系语言的共性和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语音方面声母一般都在40个左右。呷斯颇话声母最少,只有33个,而纳苏话多达47个。均无清鼻音、清边音。纳苏话、聂苏话和内苏话有带鼻冠音的塞音塞擦音声母,如聂苏话和内苏话的（?）,纳苏话的（?）;而俚颇话、阿罗话、呷斯颇话都无这类鼻冠塞音塞擦音声母。塞音、塞擦音声母一般分清浊,只有呷斯颇话塞音和塞擦音只有清音、没有浊音。多数有边擦音声母,而俚颇话没有边擦音声母。韵母方面,都没有鼻尾韵和塞尾韵,而且以（?）等6个单元音韵母为主。复元音韵母只见于聂苏话（（?））、呷斯颇话（（?））、俚颇话（（?））。聂苏、呷斯颇、纳苏、阿罗颇话、俚颇话都有1-2个卷舌元音韵母（（?））,内苏话没有卷舌元音。聂苏话、纳苏话、内苏话、阿罗颇话有元音松紧对立,俚颇话和呷斯颇话没有紧元音。声调主要有3-4个,都至少有1个平调和1个降调。内苏话、俚颇话、呷斯颇话还有升调。2.词汇方面各支系语言中的基本词汇相似性较高。纳苏话、内苏话、阿罗颇话、俚颇话、呷斯颇话词缀（前缀和后缀）较少,主要有（?）,但聂苏话词缀较丰富,有（?）等。聂苏话用自身词素造词的能力比较强,有些新事物和新概念是利用固有词素造词,而纳苏话、内苏话、阿罗颇话、俚颇话、呷斯颇话造词能力较弱,新词几乎都是借用汉语。通过若干语音特征和核心词同源的分析比较,可揭示会理彝族各支系语言的相似度。从语音条件来看,聂苏话、纳苏话、内苏话、阿罗颇话、俚颇话、呷斯颇话相似度依次降序为:纳苏-阿罗颇>内苏-纳苏、阿罗颇、聂苏,聂苏-纳苏>聂苏-俚颇、阿罗颇,俚颇-呷斯颇>俚颇-纳苏、阿罗颇,聂苏-呷斯颇>呷斯颇-纳苏、阿罗颇,内苏-俚颇>内苏-呷斯颇。从同源词条件来看,2024条词汇中抽取彝语传统概念词800条,统计各支系语言的同源词比例,发现同源词比例相近度关系依次降序为:纳苏-阿罗颇>纳苏-内苏、呷斯颇,呷斯颇-阿罗颇>内苏-阿罗颇>俚颇-呷斯颇、阿罗颇、纳苏>内苏-呷斯颇>聂苏-内苏、阿罗颇>内苏-俚颇>聂苏-纳苏、呷斯颇、俚颇。将会理彝族各支系语言与县境外的彝语进行语音和词汇比较,可以发现:俚颇话与彝语大姚话（属中部方言）和禄劝傈僳语的相似度最高;内苏话与彝语威宁内苏话（属东部方言）的相似度最高;纳苏、阿罗颇、呷斯颇话与彝语禄劝话（属东部方言）相似度最高。综合县境内外彝语方言比较,可将会理彝族各支系的语言分别归入彝语的三大方言,即:聂苏话归入北部方言,俚颇话归入中部方言,纳苏话、阿罗颇话、内苏话、呷斯颇话归入东部方言。会理是多民族杂居县,彝汉交往历史久远,语言接触频繁,彝族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使用主要有三种类型:备用型:聂苏人因居住环境,人口数量的优势,母语保留比较完整。日常使用语言以母语为主。兼用型:纳苏、阿罗颇、俚颇人因母语能力有年龄、地域、学历等差异,家庭成员母语能力参差不齐,因此在家庭或者社区多用彝语,同时兼用汉语,或多用汉语,兼用彝语。转用型:内苏、呷斯颇人只有个别高龄老人掌握传统母语,汉语是日常生活的常用语言,彝语已几乎弃用。会理县内彝族社群和汉族社群之间的语言渗透,主要体现为汉语（方言）以压倒优势渗入彝族各支系的语言生活,这种渗透根据族群支系语言人口规模的不同而在范围和程度上有所差异。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1）非全方位渗透。聂苏话人口数量大,以民族聚居的形式居住于北部高寒地区,历史上一直是族内婚,使聂苏话得以完整保留。在现代化浪潮下,聂苏话虽然受到汉语冲击,但聂苏人居住较集中,聚居区远离县城,母语根基比较雄厚,族群意识较强,因此汉语对聂苏话的渗透速度慢、范围小,主要体现在向汉语借用新出现的名称或概念。（2）全方位渗透。纳苏人居住地过去交通闭塞,历史上长期族内婚,汉语对纳苏话的渗透力度相对较小。然而,纳苏人口数量少,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电视网络普及,中青年人观念转变,汉族和彝族通婚盛行,因此现在的汉语对纳苏话影响很大、速度很快。俚颇人处在和其他民族杂居的环境,汉语对俚颇话影响大、范围广。不过,俚颇人口较多,分布地域比较广泛,部分俚颇散居区比较偏远,因此整体上俚颇话还不会快速被汉语取代。阿罗颇人口数量少、居住分散,而且与汉族通婚比较普遍,阿罗颇话受汉语影响最深远,越来越多的汉语特征进入阿罗颇话,取代了固有特征。内苏和呷斯颇人口数量很少,而且与其他民族杂居,中青年人生活方式和语言生活深受汉语影响,几乎都已汉化,传统母语已濒临消亡。

骆雪^[9]（2019）在《山歌传播与族群文化实践 ——黔中百宜乡布依村寨的个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对于一个无文字民族来说,社会经验的延续主要靠文化的口头传承,山歌也因此成为布依族社会记忆、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人们日常生产与生活中的重要沟通媒介。作为本土文明的产物,布依山歌是布依本土社会中具有核心地位的文化符号和概念,它自布依族群的口中唱出,反映出族群过去以及现在的人情道德、生活形态、风俗习惯和制度文化等,并在乡村社会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已然内化为村民的生活方式、情感结构以及观念意识,为民众制造出在生活中所依赖的意义世界。然而,在现代社会发展主义的话语下,这一分析无文字落后民族的犀利工具、代表着中国软实力的乡土民间文化却被认为是愚昧与落后的。在早期发展传播学的强势影响下,在中国乡村社会传播的研究中往往只见外来文化及力量不见本土文化及其活动主体。于是在这样的研究语境中,许多前大众传播时代的媒介及其活动,即所谓的传统媒介及其活动,没有被纳入中国乡村传播学的主流视野中。这在布依山歌的研究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研究成果的数量相比较少,显示出布依山歌一直以来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另一方面,就现有的成果来看,研究的学术视野较为狭窄,仅仅停留在浅层的分析上,在这样的分析中,“人”的视角是完全缺乏的,即完全把歌谣与创造和实践它的本土社会以及广大民众及其生活现实脱离开来的。随着现代化的渗透,农民得以“安身立命”的价值基础和意义系统被不断改变和重构,乡村社会也相应开始出现价值荒漠化,而这一切的根本在于乡土社会中文化的解体,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及其内蕴的意义和价值随现代性的加深而逐渐消失殆尽。但是在广大布依族地区,作为族群传统之一的布依山歌依旧活跃于布依族群的生活世界里,并发展成为布依社会在如今最为重要甚至是唯一的传统文化代表形式,那么布依山歌为何能够在时代与社会的发展变迁中得以持存?本文通过对黔中地区布依族村寨进行的为期八个月的田野考察,顺着当今中国乡村文化传播的研究趋势,透过回到布依山歌这一布依族群传统文化的本体,在文化持有者、历史以及社会的互动中考察布依族群是如何阐释和实践自己的文化,以期对新时代背景下如何维系并发展乡土社会原生态的文化表达,形成“吾土吾民”在民族文化传播与实践中的主体地位,提出一些解决路径上的思考。全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二两章,主要是针对本研究的选题缘由、意义、文献回顾、方法、结构安排,以及布依山歌传播的文化生态系统作一番背景性的交代。第二部分是本文的核心部分,由第三、四、五三章组成。该部分从文化的内生性出发,围绕布依社区文化持有者的具体实践与日常生活、社会、历史的互动关系,动态、立体地把握布依山歌的本质。第三章引用“叠写传统”这一分析概念来探究布依族群在本土的“生活世界”中是如何通过山歌来言说历史,以构建其在不同特定时段所依赖的意义世界,将布依山歌“置身历史情境”来看其传播历程以把握当地社会与文化在稳定性与变迁性方面的全貌。第四章遵循格尔兹研究宗教象征符号的分析范式,从世界观和精神气质两方面来解码当地社会的传播文本――布依山歌所包含的“意义模式”。第五章借助互动与关系视角,采用“主体——实践”的情景、过程式研究范式,通过关注当地村民在社会生活中的声音实践,即布依山歌的传播活动,从“流动的歌声”中看到“流动的社会关系”进而看到村庄的社会网络以及蕴藏在其中的社会结构和秩序。第三部分是文章的结论部分,一方面是对前面分析过的内容做进一步的总结,从“实践范式”出发对布依山歌作一番“实践化理解”。这一番“实践化理解”遵循以“物化”来理解媒介的思路来探讨布依山歌这一传统媒介,将布依山歌看作是布依族群文化实践的“行动场城”,其中所含的人,技术,权力,资本,记忆等传播要素在这一“行动场城”中彼此汇集和互嵌,体现的是一种动态的互动和建构。同时,由于乡土中国是在自身闭合性与开放性的循环中不断发展,因而社会、人以及文化在其中得以再生产,并且由于有人的参与及实践,这样的再生产就不只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创造性地改变和创新。因此,布依山歌在现代社会的持存与转变也就映射出了布依族群在社会发展中对自身文化实践的主体性:首先,他们总是在自身社会文化体系中体会和理解时代、社会的发展。其次,他们又利用传统创造新的实践来适应时代、社会的发展。正是在这一糅合了传统与创新的实践,布依社会的“主体”得以始终“在场”,少数民族社会的逻辑与机制也在新形式下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对布依族群的传统文化——布依山歌在当代发展话语下如何传播进行了思考,从突出族群的主体性、形成价值维度的“复合表达”以及发扬容纳多元的文化传统三方面提出布依山歌传播的策略建议。本文遵循以乡村作为研究中国的方法,一方面通过对布依山歌传播的研究来体现国家对“三农”问题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的观照;另一方面,从传播学的角度严密考察布依族群对山歌的文化实践,既能深入细致地窥见族群成员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世界,理解当地社会及其文化的运行结构和整体机制,又能丰富和扩展布依山歌的研究,进而看到传播学本土化的一种有效实现途径。

阎莉^[10]（2018）在《语言生态学视角下“一带一路”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语言规划是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社会治理活动,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近五年来,聚焦“一带一路”语言话题的语言规划研究是我国语言学界主动关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而形成的学术焦点,已取得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以语言资源的应用为出发点,相关研究较多地聚焦我国汉语资源的开发和外语资源的建设,对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资源及其所面临语言问题的探讨略显不足。当前,“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的推进构建了我国与周边中亚国家间新的语言生活,凸显了新疆核心区少数民族语言生活中值得关注的跨境语言现象。核心区跨境语言凝聚着跨境族群,承载着多元文化,是独具特色的国家资源,在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中可发挥国际沟通、民族认同、经济支撑、安全维护等多维度的社会功能。但是,当前我国对新疆核心区跨境语言的多重资源价值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其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致使它们尚无法较为理想地发挥服务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的作用。因此,在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下,面对核心区跨境语言的生态发展趋向,如何开发其资源价值,增强其社会功能,并使其成为构建国家周边语言能力的要素等便成为我国语言规划研究中的新话题,而我国服务“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的语言规划实践也必然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从跨境语言的视角对服务“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的语言规划进行研究,以助推未来的规划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理论意义方面,对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进行研究可以实例的形式为我国的语言规划学提供学科资料和经验依据,有助于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规划学的纵深发展。在实践意义方面,对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我国跨境语言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建设、国家周边语言能力的提升及区域和国家语言生活的和谐。此外,对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进行研究在维护国家语言文化安全、提升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拓展国家在境外核心区的国际利益、促进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20世纪90年代,语言规划研究出现了生态学转向。语言生态学作为一种新的语言学研究范式,关注语言生态系统中各语言的资源属性和功能地位,倡导语言多样性和多语能力建设,着眼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在语言规划理论的拓展方面具有积极的应用价值,在语言规划的实践领域可发挥较强的指导作用。本文认为,可借鉴语言生态学的理论视角审视我国的本土语言现象,开发国家跨境语言资源,解决语言生活中的新问题,指导国家当前的语言规划,以应对全球化给少数民族语言带来的语言生态危机,促进多语环境下区域乃至国家语言生活的和谐。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语言规划理论及语言生态学理论,从语言规划的生态学视角出发,探讨“一带一路”核心区的跨境语言规划,具体围绕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1）“一带一路”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具有怎样的现实基础?即核心区跨境语言在境内外分别具有什么样的生态现状,主要包括其社会功能和活力等级。（2）为什么要对“一带一路”核心区跨境语言进行规划?即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的驱动要素有哪些,以及如何从语言生态学的视角对其予以解读。（3）如何对“一带一路”核心区跨境语言进行规划?即以语言规划的生态观为指导,制定核心区跨境语言未来规划实施的方略。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作为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的现实基础,各跨境语言在境内外的生态现状各异,但整体而言我国跨境语言的社会功能和活力等级要低于境外相同的民族语言,且内弱外强的态势均在逐渐深化。首先,从语言的社会功能来看,核心区各跨境语言在我国境内的社会功能差异化较大,因此语言生态位的多寡、等级现状和发展趋向各不相同。在区域范围内,各跨境语言的主要社会功能分别以省区语言、群体语言和家庭语言为主;在领域范围内,各跨境语言在工具性、人文性、经济性等方面所发挥的社会功能程度不一,部分跨境语言的上述主要社会功能呈逐步衰减态势,面临语言生态位丧失的可能。核心区跨境语言中的主体民族语言在中亚各国的社会功能相对较为整齐,因此语言生态位的多寡和等级现状差异不大,但俄语生态位的多寡和等级稳中有变。在区域范围内,各跨境语言的主要社会功能分别以国际语言、国语和官方语言为主;在领域范围内,各主体民族的语言作为国语在工具性、人文性、经济性、安全性等方面的社会功能呈逐步增强态势,而俄语作为非主体民族语言的上述主要社会功能表现各异,且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其次,从语言的活力等级来看,核心区各跨境语言在我国的整体活力处于差异较大的不同等级,半数具有活力,半数活力堪忧;核心区各跨境语言在中亚各主体民族国家的活力等级差异不大,均具有活力,且整体活力优于我国。第二,当前的规划动机、国家的语言意识形态和现行的语言规划目标构成了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的主要驱动要素,从必要性和可行性两方面为未来规划的实施提供了现实理据。首先,跨境语言国际性工具价值的提升及其不安全现象的产生和民族认同功能的凸显构成了当前的主要规划动机,也是规划制定和实施的直接和显性动力因素,与我国同中亚各国之间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等语言生态环境因素紧密关联。其次,我国国家层面的语言意识形态以语言资源理念、语言文化软实力论、语言经济意识和语言服务导向为特征,以“语言文化”的表现形式彰显了指导跨境语言规划的语言规划观,其形成受到国内外语言生态环境的影响。最后,我国现行的语言规划目标主要是增强国家语言实力、提高国民语言能力、构建和谐语言生活、服务社会发展全局和国家战略大局,对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具有明显的多变量特征,且充分体现了我国语言规划基于语言而不囿于语言的内涵和导向。第三,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的实施方略主要包括规划生态价值取向的确立、规划目标体系的构建和规划实施内容的制定。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的生态价值取向和目标体系分别是规划内容实施将要遵循的主线和方向性指引。首先,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生态价值取向的实质是构建具有多样性、包容性、和谐性和可持续性的语言命运共同体,通过增强各跨境语言区域和领域范围内的社会功能,在促进语言使用的过程中实现其多维度社会功能的扩展、融合和统一,以提升语言生态位的等级现状和稳固性。其次,基于语言生态观的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目标体系具有层次性、关联性和综合性特征:与语言文化相关的规划目标侧重我国国内语言资源、语言生态和国家语言能力的建设;社会生态环境因素驱动的规划目标侧重国家对外的战略计划和全球利益的实现,但最终指向中华民族在全球生态环境下的可持续发展。最后,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实施的主要内容分为跨境语言地位规划、跨境语言本体规划、跨境语言教育规划和跨境语言服务规划四部分,分别从核心区跨境语言的社会地位、本体结构、学习教育和社会需求等层面保护跨境语言的多样性,使多样化的跨境语言在语言生活中得以保持、提升,并有效发挥其社会功能。本研究的贡献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本文从语言生态学和语言规划的交叉理论视角对核心区跨境语言的生态趋向、资源价值、社会功能等我国本土语言问题进行探讨,跳出了语言规划就是规划语言的传统思维,为语言规划的研究开启了新的视野。第二,本文以语言规划的生态观为指导,通过对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实施内容的阐述,提出“语言服务规划”这种新的语言规划类型,有助于推动和丰富我国语言规划理论的本土化研究。第三,本文从语言使用的区域范围和领域范围两个维度提出了语言规划领域中语言社会功能的再划分方式,通过对核心区跨境语言社会功能的阐释,提出跨境语言所具有的工具性、人文性、经济性、安全性等四方面的社会功能可在语言规划领域实现有机融合的观点,为论证语言工具性功能和非工具性功能的和谐统一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二、论语言与歌唱的同源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语言与歌唱的同源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1）象征、动员与认同：音乐的三重政治功能研究 ——以“中宣部100首歌曲”为分析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2）语义模糊视角下汉韩翻译研究 ——以《唐诗三百首》韩译本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俄汉观念词“весна/春”的语言文化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语言接触视角下汉语俄源词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论语言生成的伦理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6）“轴心时代”的中西诗学形态与诗学观念（论文提纲范文）

（7）卢梭美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会理彝语语音和词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山歌传播与族群文化实践 ——黔中百宜乡布依村寨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语言生态学视角下“一带一路”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语言与歌唱的同源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象征、动员与认同：音乐的三重政治功能研究 ——以“中宣部100首歌曲”为分析对象[D]. 连婉廷. 吉林大学, 2021(01)
• [2]语义模糊视角下汉韩翻译研究 ——以《唐诗三百首》韩译本为例[D]. 张文丽.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3]俄汉观念词“весна/春”的语言文化对比研究[D]. 曹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4]语言接触视角下汉语俄源词演变研究[D]. 刘定慧. 吉林大学, 2020(01)
• [5]论语言生成的伦理机制[J]. 聂珍钊.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3)
• [6]“轴心时代”的中西诗学形态与诗学观念[D]. 孟冬冬.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7]卢梭美学思想研究[D]. 刘晓男. 黑龙江大学, 2020(12)
• [8]会理彝语语音和词汇研究[D]. 马海布吉. 暨南大学, 2019(12)
• [9]山歌传播与族群文化实践 ——黔中百宜乡布依村寨的个案研究[D]. 骆雪. 上海大学, 2019(02)
• [10]语言生态学视角下“一带一路”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研究[D]. 阎莉. 西南大学, 20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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