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特保”大棒砸向中国制造（论文文献综述）
张巩[1]（2021）在《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文中指出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了衰退的泥潭不能自拔,如今危机虽已过去十余年,但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依然乏力,难以摆脱不景气的困境。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多国采取“封国”政策,全球需求萎缩,投资规模锐减,产业链、供应链断裂,国际贸易面临不利的政策环境因素,贸易下降趋势不可避免。这表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由生产资本拉动的最强劲的全球化已经落潮,西方发达经济体失去了主导经济全球化的能力与意愿,英国脱欧、乌克兰危机、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美国退群、中美贸易战等一系列事件都似乎印证了逆全球化趋势的加剧。伴随着逆全球化,各国保护主义呼声越来越强烈,国际贸易摩擦频频发生,美国由全球化的倡导者转而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成为贸易摩擦的策源点。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当保护主义盛行之时,贸易摩擦极易产生。面对当前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贸易摩擦风险加大的国际局势,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对贸易摩擦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但从总体上来看,缺乏对该问题进行系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即经济利益关系的学说,而贸易摩擦的本质就是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因此有必要也又有可能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深入研究贸易摩擦的根源及生成机理,并结合我国实践经验提出应对贸易摩擦的中国智慧。本文构建了一个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运用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阐述贸易摩擦的生成机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国际市场上的商品交换是以国际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由于各国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不同导致国别价值存在差异,因此在按照国际价值进行商品交换时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生产率较高、国别价值低于国际价值的国家会获得超额利润;生产率较低、国别价值高于国际价值的国家就会亏损。因此,为了获得更多的国际超额利润,在国际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形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国际分工,由该分工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是不稳定的,当这一关系发生变动或存在潜在变动因素时,极易产生贸易摩擦。同时,本文分析了贸易摩擦的根源,并对引起贸易摩擦的其它相关因素进行政治经济学解释。在此基础上,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摩擦、发达国家间贸易摩擦、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摩擦的几个方面对贸易摩擦的成因进行实证分析,检验了贸易摩擦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的解释和说明能力。鉴于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贸易摩擦成因具有特殊性,本文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分析了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贸易摩擦的生成因素并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美国GDP增长率、中国技术进步率、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与中美贸易摩擦数量存在显着的相关性,进一步印证了贸易摩擦的本质是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其应对之策也必须从维护国家利益入手,不断提高我国生产力水平,通过夯实国家基础,化解过剩产能,畅通经济内循环系统,加强金融市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等途径促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
张宁宁[2]（2021）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美分别作为全球第二和第一大经济体,两者之间的双边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当前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分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前伴随着中美双边间贸易摩擦与争端地不断加剧,这使得双边经贸合作在难以正常开展的同时对中国相关产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以及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或增加了难度。不可否认,在经济全球化下,自加入WTO以来,中国凭借自身比较优势合理配置资源,逐渐成为GVC分工和贸易体系中的重要参与者,并逐渐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大国,自身经济在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获取了明显的收益。然而,随着中国参与GVC分工程度的加深以及在对外贸易中所获取的收益提升,中国在全球市场中所遭受的来自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或贸易壁垒限制也在日益增多,而相较于其他贸易伙伴国,中国所遭受的来自于美国等国家的高频次且具有明显保护主义性质的贸易摩擦或争端却尤为明显。如现阶段不断升级的新一轮中美贸易摩擦,特朗普政府以“中美双边巨额贸易逆差”为借口对华相关产业或产品通过加征高额关税或发动反倾销调查等贸易政策进行严厉打击或限制,甚至官方公开“污名化”中国,比如“中国威胁论”“中国是汇率操纵国”““一带一路”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以及当前“新冠肺炎来源国”等,以期通过各种手段对华相关产业或产品进行围追堵截或打击。而细化看来,会发现美国对华所发起或实施的这一系列贸易政策或限制手段的根本目的为限制或遏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或升级,矛头直指“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期在限制或扼杀中国中高端技术产业发展以及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同时维护自身在GVC分工中的核心利益或霸权地位免受威胁或动摇。而对于作为我国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制造业来说,在当前中美双边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以及逆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的现实背景下,其转型升级以及在GVC中的分工地位攀升是否会受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会受到何种影响?具体的影响机制或机理是怎样的?以及基于此情境下如何实现自身向GVC中高端位置攀升?这一系列的问题均值得引起密切关注与探究。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与该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息息相关,贸易政策的作用不容忽视。为此,本文立足于中美双边贸易摩擦与争端不断频发的现实情境下,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为研究视角,具体探究其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的影响,以期通过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深化研究,为及时化解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被动局面,积极向价值链中高端位置攀升以及如何更好地规避或弱化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或壁垒限制、推动中美双边经贸正常合作等寻求可行的对策或建议。具体看来,首先,基于对研究背景与意义等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文献梳理,在发现已有研究不足的同时明确本文研究主题与方向;其次,借助数理模型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并就两者的作用机制进行细化阐述与分析,在此提出相关推论与待研究假设;再次,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中国制造业GVC国际分工现状进行典型化分析,并就本文重点探究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行初判;接下来,结合理论与典型化分析,重点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进行实证考察,同时也就GVC参与度、国际竞争力作同步探究,具体主要从整体层面、作用机制层面等方面展开;另外,也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分工利得进行拓展性考察,在对价值链中贸易利益进行解构与分析的同时进一步结合分解结果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增值能力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基于前文理论分析、现实解读与实证检验,对中国制造业如何实现GVC分工地位攀升、积极规避或弱化贸易政策限制等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在理论分析部分,借鉴Lorz和Wrede（2008）中有关交易成本的思想以及D-S模型应用,结合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中美双边间的贸易壁垒或制度性障碍这一现实或政策本质,将贸易壁垒或制度性障碍引入模型,以此来探究其对要素流动以及企业生产状态的影响,并进一步在此基础上借鉴Antras等（2019,2013）的GVC多阶段生产模型,以此来分析GVC生产分工网络下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所可能产生的交易成本“累积扩大效应”及对其价值链国际竞争力、增值收益以及分工位置的影响。另外,结合现实中美国对华所采取的诸如反倾销等贸易政策会提高双边间贸易壁垒的特性以及有关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相关研究,可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本质为基于WTO“合法”外衣下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具有较为明显的歧视性,这会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产生直接“抑制”影响效应的同时,也会产生诸如“连带”、“污名化”等影响效应。为此,在此主要沿着“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即贸易政策（壁垒）限制——贸易成本变动——GVC分工”这一逻辑脉络对本文作用机制进行阐述,具体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所产生或带来的贸易成本变动会通过“抑制连带效应”、“网络链条效应”、“投资跨越效应”以及“污名化效应”四个渠道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产生影响,并在此提出相关推论和研究假设。在现实解读部分,首先,通过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进行分阶段梳理可发现,自中国“入世”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正逐渐由“复杂型”向“战略型”转变,且政策转向的动因与不同时期阶段下美国自身经济发展战略、利益集团博弈、社会认知、全球政治经济局势、中美双边关系等因素密切相关;另外,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工具由单一模式向多种模式逐渐转变,且贸易政策制裁领域也在逐步扩大。其次,基于生产分解模型对中国制造业在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状态典型化事实发现:中国制造业更多地是以后向参与的方式融入GVC,且同美、日相比较其后向和深度后向GVC参与度均相对更大;考察期内中国制造业GVC分工位置的波动轨迹大致呈“V”型,且从2012年起表现出明显攀升迹象,但相较于美、英等制造业强国其GVC分工位置仍相对较低,处于中下游位置;在国际竞争力层面,中国制造业相较于美国整体上具有相对更强的国际竞争力,但细化看来会发现中国制造业的这种竞争力更多体现在低技术类别制造业上,而美国却在高技术类别制造业中表现出了更强的国际竞争力,但近年来双边在高技术类别间的竞争力差距在不断缩小。最后,结合出口分解模型对价值链中的贸易利得进行解构发现,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增值收益或获益能力要相对低于美国,但细化看来会发现中国在低技术类别制造业中的增值收益或获利能力要高于美国,而在高技术类别尤其是在高技术制造业中,中国却明显低于美国,但近年来会发现双边在此类型下的价值链增值收益差距正在逐渐减小。在实证检验部分,立足于现实中各经济主体理性经济人的特性,考虑到产业在GVC中积极开展国际分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自身在价值链中分工地位的攀升或获取更多的增值收益,为此本文一方面着重探究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效应,并在此过程中对制造业GVC参与度和国际竞争力作同步考察;另一方面也将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增值收益或增值能力进行拓展性分析与考察。以期基于对中国制造业在GVC分工中的前后向参与度（“我为谁生产”、“谁为我生产”）、国际竞争力（“我在GVC中的竞争力”）、分工地位（“我在GVC中的地位”）、增值收益（“我在GVC中的增值能力”）进行考察的研究脉络,实现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这一影响效应的全面细致考察与探究。首先,整体层面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不利于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提升,且这种影响效应会因不同的对华贸易政策呈现出差异性;同步考察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提高了中国制造业参与GVC的“门槛”且会抑制其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其次,行业技术异质性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低技术类别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提升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而对高技术类别并无明显影响。另外,基于GVC分工地位下有关贸易政策动态演变的检验中发现,“入世”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表现出了明显的动态复杂性。随后,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作用机制的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会通过“抑制转移效应”、“网络链条效应”以及“污名化效应”三种渠道来实现。最后,基于调节效应检验发现,技术创新、“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国家制度环境或制度质量水平能够显着弱化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提升所产的负面影响。而对于GVC增值能力的考察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不利于中国制造业GVC增值能力的增强。在对策建议部分,尽管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会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制造业就难以实现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目标,通过实证检验可发现中国制造业可通过积极借助或利用来源于自身或国家层面的特定竞争优势,比如自主创新、“一带一路”建设等进而以此来实现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基于此,本文从产业和国家层面就如何积极能动地推动中国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提高自身竞争力以及规避或弱化污名化言论等提供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具体看来,可通过加强自主创新、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利用来源于母国制度环境的特定竞争优势、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建设以及加强中美双边交流等途径,以此来助力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更高攀升。
丁敏潇[3]（2020）在《经贸摩擦与国家安全 ——基于日美经摩擦与中美经贸摩擦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中美经贸合作的全面展开,经贸摩擦也相伴而生。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美贸易摩擦不断激化。2018年3月,美国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宣布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采取制裁措施。随后,双方先后进行了四轮加征关税的较量,波及价值数千亿美元的双边贸易商品,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升级为“贸易战”。除此之外,中美贸易战还伴随着激烈的科技竞争和制度竞争,美国通过“实体清单”打压中国高端制造业,限制中国企业进口美国的商品和服务;针对中国设置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障碍,意图重构国际贸易体系排斥中国。回顾上个世纪日美经贸摩擦的发展,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日美经贸摩擦全面升级为经贸冲突,双方在科技、专利、情报等领域展开全方位博弈,与当前的中美贸易战的表现形式具有相似之处。由此可见,随着经贸冲突的加剧,经贸摩擦不再是单纯由贸易失衡引起的经济问题,而是关乎国家相对优势的实力竞争。需要注意的是,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日美经贸冲突与当前的中美贸易战并非完全相同。虽然日美贸易摩擦的焦点是汽车、半导体、超级计算机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但是个别领域的贸易摩擦仍然是由日本对美出口激增导致的,日美两国也始终坚持在经济框架内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经贸争端。然而,中美贸易战期间加征关税的商品几乎覆盖中国对美出口的所有商品,摩擦激烈的人工智能、通信技术等领域并不存在贸易失衡,“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也并未涉及个别领域。不同于日美经贸摩擦的以威胁促协商,中美经贸摩擦明显表现出以打击促遏制。这是因为中美缺乏战略互信,美国对于中国的安全顾虑远甚于日本,所以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主张同中国展开全面竞争。换而言之,激烈的经贸冲突不仅包含经济利益的竞争,还可能包含安全利益的冲突,中美贸易战更加激烈的原因在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焦虑和安全顾虑。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中,贸易合作与摩擦是同时存在的一体两面。相互依存降低了国家间使用军事力量相互打击的可能性,也赋予了国家使用软实力影响对手的能力,经贸政策也能够发挥威胁、遏制或战略的作用维护国家安全。全面、清醒地认识中美贸易战,不仅需要分析经贸摩擦的经济因素,更要考虑经贸摩擦的非经济因素。文章从经济、战略和安全三个视角出发,梳理日美经贸摩擦不同时期的特征,归纳中美经贸摩擦不同阶段的表现,对比分析日美经贸摩擦和中美经贸摩擦的异同,从而说明日美经贸摩擦与中美经贸摩擦本质区别在于美国不同的战略和安全考虑。文章指出,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日美经贸冲突和当前的中美贸易战都已经超越了经济问题的范畴,经济贸易问题被美国当作遏制对手的工具。换而言之,经济贸易摩擦实则是美国应对日本经济复兴和中国经济崛起的产物,是大国竞争在全球化时代的新表现形式。同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日美经贸冲突相比,没有重大地缘政治事件分散美国的注意力,也不似日美以安全同盟关系作为战略互信的基础,中美贸易战势必会更加激烈。美国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大国”,意味着美国对中国的担忧不仅在于中国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的发展,更在于中国凭借自身经济技术实力谋求地区秩序和国际规则的更替,所以经贸冲突还伴随着地缘政治冲突和国际制度话语权冲突。由于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基石,导致其他外交手段缓解中美经贸摩擦的作用有限,所以美国坚持运用经济外交工具对中国施加压力,进一步加剧了中美经贸冲突的烈度。随着中美竞争的继续,未来中美经贸摩擦仍有加剧的可能,中国应该从战略和安全的高度做好应对准备。
张建平[4]（2019）在《中美经贸冲突：大国博弈中的非传统特征及其未来方向》文中提出美苏关系是经济相互独立、完全分隔的传统大国博弈关系,美日经贸冲突属于盟友之间的博弈关系,中美关系则具有显着的非传统特征,也可称为平行大国、但非独立经贸关系特征。这种本质特征导致中美之间的经贸冲突很难回到历史上的美苏冷战模式,也不会像历史上的美日关系那样,以美方胜利、日方妥协为代价。未来中美经贸关系需要综合运用东方和西方的共同智慧去寻求新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即使未来中美之间竞争属性逐渐增强,两个超级经济体之间的非传统特征,客观上要求中美在竞争中必须寻求理性、建设性的合作关系和路径,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姜彩霞[5]（2019）在《美国对华适用“301调查”的违法性研究 ——以新一轮“301调查”为视角》文中认为随着全球经济趋势复苏转好,中美两国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多次采用单边贸易救济措施的“大棒”打击中国,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对外贸易制裁的“主战场”。2017年美国对华重启“301调查”,矛头直指中国的知识产权、技术创新、产业政策、对外投资等问题,致使中美经贸摩擦达到顶峰。这也反映了美国“301调查”制度的表面是两国政府制裁与反制的博弈,背后确是法律合法性与违法性的较量。对华新一轮“301调查”之战不仅是一场贸易战,也是一场“国际法之战”,是对WTO规则和国际法中基本原则的挑战。1此次新一轮调查引起国内外经济界、法律界多位专家学者的探讨和解读,不仅考验着中美两个大国对国际法规则的遵守,也考验着国际法规则本身的制度弹性。本文讨论焦点为美国对华运用“301调查”的违法性研究,这一课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更是法律问题。首先,本文通过法学理论与案例分析结合的研究方法,借助国际法律知识、国际关系、法理学等法学理论,从梳理回顾美国“301调查”入手,系统的介绍了美国贸易法“301条款”,并通过汇总分析美国对华实施的“301调查”的历史案例,总结出该调查的使用并不是一种常规手段,一旦启用多是出于贸易保护目的,也必然伴随着国际规则的违法性问题。其次,本文探索美国对华“301调查”的违法性问题,这一点也是本文核心贡献所在。本文从调查机制的实体与程序性规则两个角度进行研究分析,希望构成法学界进一步深究这一法律问题的突破点和方向。本文尝试从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的角度界定美国对华“301调查”的违法性法学,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301调查”本身的运行程序就存在着一定的法律缺陷,实体方面的规定也冲破了WTO多边规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边界的论证。最后,本文提出我国今后遇到不公平待遇时,如何在法律的合理途径内寻求摆脱不公待遇的法律救济。基于前述调查机制存在的违法性问题,建议我国不断地与美国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建立行之有效的“自卫法律救济”,以两国双边磋商谈判来构建国际贸易新秩序。全文围绕美国对华“301调查”的违法性展开,论文的正文分为五个章节:本文第一章主要介绍美国贸易法“301条款”概述,首先介绍该条款的立法背景、历史演变和内容,其次从美国法典的法律规范入手,分析该条款的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以及法律评析,为后文违法性的理论基础做铺垫。第二章梳理美国对华历次“301调查”的基本概况入手,分析对华实施的六次“301调查”案例。在此基础之上评析历次美国对华运用“301调查”的动因和真实意图。这也反映了美国凭借国内法处理国际贸易事务,其独断专行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热议和谴责。本篇论文的核心是第三、四章,通过梳理美国“301调查”的实体与程序规则,详细的分析从发起调查—实施—监督环节,这一套的贸易壁垒调查体系的运行确实存在法律的不当性,也涉嫌违反多项美国国家义务、WTO规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第三章主要从实体规则入手,这次美国对华“301调查”并实施贸易报复措施,不惜为此打破一手建立的WTO宗旨和原则,违背美国的政府承诺和国家义务,还严重违反WTO的最惠国待遇、关税约束、加强多边纪律等规则,也背离了国际法中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等多项基本原则。第四章主要从程序规则入手,细致的研究新一轮美国对华“301调查”中,美国国内法突破域外管辖权限度,存在“301调查”域外管辖权的不当性,滥用“301调查”程序的不当性,以及参与机制和监督程序的缺乏透明度等程序违法性问题。第五章是我国应对美国“301调查”的策略,先是探讨了美国贸易法“301条款”实施的经验获得的启示,其次探讨要化解新一轮调查风波,指明我国的维权诉讼途径应先寻求WTO争端解决程序和“301调查”程序本身的救济机制,积极发挥政府和涉案企业的重要作用,并对美国不合法的“301调查”进行反击,进一步完善应对单边贸易措施的对策,以防美国今后再次使用“301大棒”打压中国发展。
姚丽芳[6]（2013）在《美国的压力是推动“中国制造”前进的动力》文中认为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的快速发展,美国通过从中国进口大量的生活必需品,使广大人民能购买到价廉物美的产品,切实得到实惠,又使美国在高级别的产业结构基础上,实现了低通胀情况下的经济增长,充分享受了国际分工和对华贸易带来的巨大利益。但同时,美国又
许欣欣[7]（2013）在《后危机时代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及对策研究》文中提出自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以来,伴随着中国因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腾飞和美国经济的复苏,双方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和密切,中美经贸关系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最迅速、最重要的双边经贸关系之一。目前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进口地和第三大出口地,美国是中国第六大进口地和第二大出口地。随着双方贸易关系的密切,贸易摩擦的火花不断迸溅,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美之间就存在贸易摩擦。而金融危机之后,中美贸易摩擦表现出新的特点,不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在持续发展,预示着中美贸易摩擦进入了新阶段。因此,研究后金融危机时期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和对策,对于有效解决中美贸易摩擦,应对两国贸易关系调整,以及改善中美政治经济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目的在于通过对后危机时代中美贸易摩擦现状、特点、原因等进行研究,提出相应对策,以求为缓和中美贸易摩擦的紧张态势、促进中美经贸关系和政治关系良好健康发展、塑造我国良好的国家形象提供帮助,也希望能为中国应对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带来启发和借鉴。论文主要采用归纳分析和数据分析的方法,将理论研究与现实情况结合,从中美贸易摩擦的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出发,探究出后危机时代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进而提出相应对策。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先是从贸易摩擦定义、微观角度、宏观角度三个方面阐述国际贸易摩擦的理论基础；然后结合图表、数字等方式呈现中美贸易摩擦的现状,从中归纳后危机时代中美贸易摩擦的特点,并对这一问题的发展趋势作出判断预测；再从中方原因、美方原因、综合原因三个角度对中美贸易摩擦原因进行细致探究；最后根据原因和特点寻找中美贸易摩擦的对策。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主要有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缺陷、中国对美贸易依存度大、危机后美国经济发展缓慢、美国遏制中国崛起、中美贸易失衡、人民币汇率问题、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等；在对策上,本文认为我国政府应积极探索解决机制、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我国行业协会应提高行业管理能力和公共关系处理能力,我国企业则应积极应诉、加强自主创新、发展对外投资。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以后金融危机时代为背景而对中美贸易摩擦展开研究,具有较强的时代特征和时效性；综合运用图表、数字等方式展现中美贸易摩擦的现状和原因,并在分析原因时加入了后危机元素；在提出对策时按照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三个层次展开。文章的不足在于研究方法缺乏多样性,主要以归纳分析和数据分析为主,实证分析不足。
陈泰锋[8]（2012）在《在摩擦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加入WTO后中美贸易摩擦演变评析》文中指出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后,中美贸易一反加入WTO正面效应的常态,贸易摩擦此起彼伏,引起世人广泛关注,成为双边贸易关系和我国对外开放过程中的焦点问题。在中美贸易摩擦演变发展中,随着中美两国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中美贸易摩擦呈现出不同于以往贸易摩擦的一系列新特点及新动向。加入WTO后,美国在反补贴和特保措施这两项加入WTO后新出现的贸易救济手段的使用上也迈开了崭新步伐,成为对华发起反补贴和特保措施调查最多的国家。除农产品、纺织品、化工产品等传统议题外,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贸易领域正在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新领域。此外,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服务贸易在全球经济贸易中的比重日益提高,服务贸易开始日益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重点领域。美国对华贸易救济手段已经从以反倾销为主的显性措施逐渐过渡到以反补贴、特别保障措施、"337条款"等为主更具单边性、侵略性、霸权性、隐蔽性和保护性的新型贸易壁垒。作为全球两大最重要的贸易国,美国一直没有忽视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碰撞,以及双方政治利益上的摩擦,决定了中美贸易摩擦必然成为一种常态。但是,中美既是利益攸关方又是建设性合作者,中美经济结构和贸易关系有着强烈的互补性和依存性,因此,无论中美贸易摩擦如何演变,中美"战略性伙伴关系"的发展主流不会改变,中美贸易"在摩擦中进一步融合、在融合中进一步发展"的基本特征不会改变。当然,不可否认,就现实而言,中美贸易关系依然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包括经济实力、贸易地位以及贸易政策）,这种不对称使得中国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应对中总体上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且这一被动地位短时期内尚无法逆转。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战略和历史的角度,从大国兴起的角度,以建设性的态度来看待中美贸易摩擦,在努力增强互信合作的同时,中国必须想办法进一步增强美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从根本上缓解自己在中美双边相互依存中的脆弱性。但从短期来看,中美贸易关系中的这种不对称将会继续存在,美国利用这种经济关系的不对称挑起对华贸易争端仍将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一道难题。
帅建林[9]（2010）在《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研究的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治理问题。关于中美贸易摩擦及其中美应对贸易摩擦的对策和政策建议等等,国内外研究颇丰。但长期以来,在实践中,人们更多地关注中美贸易摩擦的个案处理和应对。在学术界,专家学者们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视角对中美贸易摩擦现象、特征、成因以及应对措施和政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然而,本文认为,应该从更深层次研究中美贸易摩擦的治理。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指导思想应该是“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本治而标自愈”；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目标、路径和终极目的是为防止贸易摩擦和/或为已经发生的贸易摩擦构建富有弹性的协调处理机制,保持摩擦各方静态和动态的经济结构性互补,实现贸易共赢,从而确保中美贸易的可持续性发展。因此,关于中美贸易摩擦治理问题,本文实现了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和过程治理”并重的思路转变,力争从源头上根本性地、实质性地减少和更有效地治理中美贸易摩擦。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并成就了中美贸易。建立在整体中美关系基础之上的中美贸易关系,成为中美关系的催化剂和稳定器。中美两国巨大的市场及需求一直刺激着中美贸易的快速发展,中美贸易牢牢地巩固和强化了中美关系,且成为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经贸关系之一。然而,中美贸易关系本身就是中美贸易发展和贸易摩擦的矛盾统一体。中美贸易互动及其增长,产生了摩擦；而其快速互动及其持续增长,更使其摩擦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深沉,从单一摩擦到复合摩擦,从产品摩擦到制度摩擦、战略摩擦和文化摩擦。这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与现存超强大国之间十分复杂的国家利益摩擦,中美贸易摩擦的裂度和裂变前兆促使我们必须从更高的战略高度、更广的视角、更深邃的思想境界去认识和探索它,并进行战略治理。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温、升级,从产品器物层面直指国家制度、经济安全等中美两国核心国家利益层面,引起包括中美国家级元首、政府高层、利益集团、中美学术界以及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2009年、2010年,中美两国政府高层就中美贸易失衡和人民币汇率等问题的频繁互访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已经触及两国核心国家利益。中国政府强硬扞卫以人民币汇率价格水平和汇率形成机制等宏观经济体制为特征的国家主权；美国国会和政府痛呼中美贸易摩擦伤及美国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实际上,中美两国政府已经多次启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国家治理程序,对包括中美贸易摩擦在内的诸多中美关系问题进行严肃的、谨慎的、全面的沟通和战略治理。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现实的政治经济基础。本文依托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从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思想维度,探究中美贸易摩擦的历程、特征、成因和根源,分析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影响因素,研究中美贸易摩擦的治理战略和策略。从现实主义思想出发,文章探究了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及根源,探讨了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霸权均势战略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中国和谐世界战略,并提出了中国的治理对策。研究认为,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根源在于中美贸易失衡和中美经济结构失衡；政治根源在于中美国家利益的客观静态差异和冲突,以及两国为扞卫各自国家利益所赋予的国家意志和所采取的不同的国家战略；而,国家利益冲突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固有根源。文章指出,中美国家利益冲突是中美贸易摩擦的“静态根源”。然而,中国的崛起及其在世界体系中的政治经济运动,触及到了中美国家利益,从而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因此,中国的崛起,必然导致国际经济摩擦,它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动态根源”。自2002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直逼人民币汇率等中国宏观经济制度层面,以及美国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等中美两国国家利益。中美为扞卫各自的国家利益所采取的不同的国家战略,又强化和激化中美贸易摩擦。中美贸易摩擦在国家战略上的体现,换句话说,中美贸易的战略摩擦实际上就是两国国家战略的外部冲突,从而必将导致两国长期的战略摩擦、磨合和反复博弈。因此,国家利益的崇高性及其差异的客观存在注定了中美贸易将经历长期的战略磨合期。制度摩擦、战略摩擦将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中美贸易摩擦的主旋律。而中美贸易摩擦的战略治理是驾驭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本。只有中美两国进行复合型相互依存关系下的战略协调,不断求得动态博弈均衡,并及时实施相应治理策略,才可使中美贸易摩擦在可控范围内运行,从而使中美贸易按照战略轨迹安全地、可持续地和良性地发展。根据新自由主义思想,“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 Interdependence）理念为国家之间的新型关系和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经过30年历练的中美贸易构建了中美贸易市场,并成为中美两国经济的化身；而中美经济与中美政治互为依存,构成当今中美复合相互依存关系。这一复合依存关系制约着中美贸易行为及其摩擦,为双方通过对话和合作方式进行中美贸易摩擦治理奠定了基础和可能。依托新自由主义思想,本文深入解读了复合依存关系下的中美贸易摩擦的运行轨迹和边界,并提出,中美国家利益的合作,即,中美相互依存关系中的共同利益,是中美贸易摩擦的稳定器,也是进行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根本前提。在新自由主义思想启示下,作者提炼了美国对中国所奉行的迁就接触战略,它也正是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美国战略；与此相对,作者进一步提出,内修外练战略是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中国战略。影响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因素很多。但是,本文认为,文化是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根本影响因素,它是中美贸易摩擦治理战略和策略的根本约束条件。首先,文化价值观是界定国家利益的根本决定因素。其次,中美文化冲突、价值观差异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最深层次,文化摩擦是中美贸易的最隐性摩擦。研究发现,中美贸易的文化摩擦有三个特征：第一,文化产品摩擦；第二,以非文化产品贸易摩擦为摩擦介质的贸易行为背后的文化价值观摩擦,即,一般产品贸易摩擦所指向的更深层次的文化摩擦；第三,中美知识产权争端是中美文化摩擦的焦点。建构主义认为,大国之间建立的各种伙伴关系,其实就是一种观念的关系。如果国家间能够改变观念,无论权力关系如何,都可能建立新的良好关系。大国的崛起也需要和世界体系建立并反复确认其相互认同的关系,消除观念上的差异,协调与他国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中美贸易的文化摩擦治理的根本,是共铸中美文化融合,构建中美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具体地,美国霸权与责任同在,美方需矫正视角,调整观念。崛起中的中国也将调整思维,扩大其对崛起行为的认知,与美国共筑互信,构建国家认同。本文把中美贸易摩擦治理问题放在中美复合依存关系、全球化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美自身经济体结构、美国霸权和中国崛起等大背景中进行分析和研究。从摩擦成因和治理角度,把中美贸易摩擦分为四类,即产品摩擦、制度摩擦、战略摩擦和文化摩擦。并针对性地提出三大宏观战略治理思想,即市场战略、非市场战略和混合战略。即,针对产品摩擦和制度摩擦,采取市场战略和混合战略思想；针对战略摩擦和文化摩擦,采取非市场战略思想。在这一战略思想体系下,笔者分别提炼了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三大美国战略和三大中国战略,以及相应的若干治理策略。论文提出并深入探讨了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美国战略：霸权均势战略,迁就接触战略,国家出口战略。并针对这三大战略,文章提出了与其相对应的中国对策。霸权均势战略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刚性”战略。它既是美国国家总体战略和根本战略,也是对华贸易根本战略；同时,该战略也是在以美国霸权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进行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首要战略。霸权均势战略对中美贸易行为、中美贸易摩擦以及中美贸易摩擦治理规定了一个原则性的轨迹。因此,霸权均势战略,既是美国国家战略,也是中美贸易摩擦治理战略。迁就接触战略似为“柔性”战略。它是作者在深入分析研究美国在中美贸易复合依存关系下对华系列战略之后所归纳、总结和提炼的一项美国对华的国家战略,也是对华重大贸易战略,同时,也是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美国战略。国家出口战略,是美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的对外贸易基本战略,也是当下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美国战略。在当前金融危机下,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计划,提高了该战略的实施组织级别,其配套的诸如放宽对华出口限制等实施方案更透露出美国政府扭转其贸易失衡之动机、心愿和国家行动。与美国三大战略相对应,文章深入探讨了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中国战略,并提出三大战略：和谐世界战略,内修外练战略,市场多元化战略。“内修外练战略”由内修战略和外练战略构成。内修战略,指内需主导战略,其战略目标是改变中国外贸增长方式,调整中国经济结构。外练战略,特指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内修外练战略的实质,就是转换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即扩消费、稳投资、换模式。市场多元化战略是中国长期的一项基本国家战略,尤其在中美贸易摩擦正在经历战略摩擦时期,中国加强市场多元化战略,建立和完善全球合理市场格局,调整其外贸结构,改变贸易增长模式,必将会有效治理中美贸易摩擦。这三大战略应该是一个伞状性战略体系,和谐世界战略是统领全局的灵魂。和谐世界战略是中国政府提出的关于全球治理的中国主张和战略理论。中国和谐世界战略,与美国霸权均势战略,形成了两种鲜明的战略图景,同时,也为中美贸易摩擦治理指明了战略方向。同样,文章在中国三大战略背景下深入探讨了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若干具体策略。本文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把中美贸易摩擦分为四类：产品摩擦、制度摩擦、战略摩擦和文化摩擦。这更符合中美贸易摩擦的现状和本质,从而为中美贸易摩擦治理勾画了目标,迈出了治理行动的重要第一步。第二,对贸易摩擦治理进行了科学界定,并赋予该概念合理的内涵,指出了贸易摩擦治理的常态性、全局性、战略性、策略性和防御性。这一首创性定义的意义在于,提出了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目标、任务和使命并为治理行动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贸易摩擦治理并非消除摩擦,而是持续的动态协调；贸易摩擦治理不是进行摩擦“末端应对”,而是进行“源头整治”、“源头协调”和“系统调和”。第三,文化摩擦。论文研究指出,中美文化冲突、价值观差异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最深层次,文化摩擦是中美贸易的最隐性摩擦。并指出了中美贸易的文化摩擦的三个特征。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关键是构建中美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第四,中美贸易摩擦治理模式：“333”战略模式+若干策略。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较全面系统研究了中美贸易摩擦的治理战略和策略,提出了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三大战略治理思想：市场战略、非市场战略和混合战略思想。在三大战略治理思想指导下,作者分别提出了美国的三大战略和中国的三大战略。美国三大战略是霸权均势战略、迁就接触战略和国家出口战略。中国的三大战略是和谐世界战略、内修外练战略和多元化战略。并且,分别在中美三大战略之下,提出并阐述了了若干治理策略。
洛华[10]（2010）在《美国:一场贸易博弈》文中研究说明在美国一些媒体上,几乎每天都可发现对"中国制造"的"声讨"。一大早,拿起放在办公桌上的几份报纸,发现其中又有两三份登载了从不同角度抨击中国"货"的文章。对此我已习以为常,在美国一些媒体上,几乎每天都可发现对"中国制造"的"声讨"。过去几个月里,美国政府的反补贴和反倾销大棒也不时挥向中国产品。受美国国内经济下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政客的操弄,以轮胎特保案为代表的贸易博弈让中国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二、“特保”大棒砸向中国制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特保”大棒砸向中国制造（论文提纲范文）
（1）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问题的提出 |
| 0.2 研究意义 |
| 0.2.1 理论价值 |
| 0.2.2 现实意义 |
| 0.3 研究思路与结构框架 |
| 0.4 研究方法 |
| 0.5 创新点与不足 |
| 第1章 贸易摩擦问题的相关研究综述 |
| 1.1 贸易摩擦的内涵 |
| 1.2 贸易摩擦的成因 |
| 1.2.1 贸易摩擦成因的微观理论 |
| 1.2.2 贸易摩擦成因的中观理论 |
| 1.2.3 贸易摩擦成因的宏观理论 |
| 1.2.4 贸易摩擦成因的公共选择理论 |
| 1.3 应对贸易摩擦的策略 |
| 1.4 文献评述 |
| 第2章 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
| 2.1 贸易摩擦产生的根源:生产相对过剩 |
| 2.2 贸易摩擦的生成机理:国际价值规律与国际生产价格规律 |
| 2.2.1 国际价值规律、国际生产价格规律与国际超额利润的形成 |
| 2.2.2 国家间经济利益分配关系的形成 |
| 2.2.3 国家间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变化引致的贸易摩擦 |
| 2.3 贸易摩擦的内因分析:国内经济利益关系的矛盾与冲突 |
| 2.4 贸易摩擦的外因分析: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的矛盾与冲突 |
| 2.4.1 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的矛盾与冲突——基于产业间贸易的分析 |
| 2.4.2 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的矛盾与冲突——基于产业内贸易的分析 |
| 2.4.3 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的矛盾与冲突——基于产品内贸易的分析 |
| 2.4.4 技术进步引发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矛盾与冲突的一个模型——基于产业内贸易的分析 |
| 2.5 贸易摩擦中的认知冲突:经济发展模式的国家间差异 |
| 2.6 贸易失衡引发贸易摩擦的表象与本质 |
| 第3章 贸易摩擦成因的分类考察 |
| 3.1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摩擦成因分析 |
| 3.1.1 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贸易摩擦成因解析 |
| 3.1.2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成因解析 |
| 3.1.3 案例分析:美墨卡车跨境运输争端案 |
| 3.2 发达国家间贸易摩擦成因分析 |
| 3.2.1 发达国家间贸易摩擦成因解析 |
| 3.2.2 案例分析:特朗普时期的美欧经贸冲突 |
| 3.3 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摩擦成因分析 |
| 3.3.1 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摩擦成因解析 |
| 3.3.2 案例分析:印度对华的反倾销贸易争端 |
| 第4章 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贸易摩擦的成因分析——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 |
| 4.1 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贸易摩擦成因的特殊性 |
| 4.2 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轨迹 |
| 4.3 中美贸易摩擦成因分析 |
| 4.4 中美贸易摩擦生成因素的实证检验 |
| 4.4.1 变量的选取 |
| 4.4.2 实证检验过程 |
| 4.4.3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 第5章 贸易摩擦问题政治经济学分析的若干结论及应对策略 |
| 5.1 贸易摩擦问题政治经济学分析的若干结论 |
| 5.2 我国应对贸易摩擦的策略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2）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结构 |
| 1.2.3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相关研究 |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发展脉络 |
| 2.1.2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测算方法 |
| 2.1.3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影响因素 |
| 2.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相关研究 |
| 2.2.1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动因 |
| 2.2.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特点 |
| 2.2.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方式 |
| 2.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和价值链分工相关研究 |
| 2.3.1 中美贸易政策发展的新趋势及相关研究 |
| 2.3.2 中美价值链分工的相关研究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1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影响的理论模型 |
| 3.1.1 理论建模基础 |
| 3.1.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企业生产状态的影响 |
| 3.1.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 |
| 3.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影响的作用机制 |
| 3.2.1 抑制转移效应 |
| 3.2.2 网络链条效应 |
| 3.2.3 投资跨越效应 |
| 3.2.4 “污名化”效应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典型化事实 |
| 4.1 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现实分析 |
| 4.1.1 测算方法 |
| 4.1.2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测算与分析 |
| 4.1.3 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测算与分析 |
| 4.1.4 全球价值链国际竞争力指数测算与分析 |
| 4.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演变与具体贸易政策措施运用 |
| 4.2.1 “小布什政府”对华贸易政策(2001—2009) |
| 4.2.2 “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政策(2009—2017) |
| 4.2.3 “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2017—至今) |
| 4.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关系初探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计量模型设定 |
| 5.2 变量设计与数据说明 |
| 5.2.1 变量选取与测量 |
| 5.2.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5.3 基于整体层面的实证检验 |
| 5.3.1 基准回归分析 |
| 5.3.2 稳健性检验 |
| 5.3.3 行业技术异质性分析 |
| 5.3.4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动态演变分析 |
| 5.4 基于作用机制层面的实证检验 |
| 5.4.1 模型设定与研究方法 |
| 5.4.2 检验结果与说明 |
| 5.5 基于化解或突破贸易政策限制下GVC分工地位提升层面的实证检验 |
| 5.5.1 指标量化与说明 |
| 5.5.2 基准回归检验 |
| 5.5.3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利得探究 |
| 6.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6.1.1 全球价值链分解 |
| 6.1.2 数据来源 |
| 6.2 中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贸易利益分析 |
| 6.2.1 中美制造业总值贸易与增加值贸易比较分析 |
| 6.2.2 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利益分配 |
| 6.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增值能力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3.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6.3.2 基准检验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3.4 差异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经贸摩擦与国家安全 ——基于日美经摩擦与中美经贸摩擦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根据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框架和方法 |
| 四、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经贸问题安全研究的理论问题 |
| 一、经济安全的理论探讨 |
| 二、经贸问题的安全分析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战后日美经贸摩擦的演变 |
| 一、经济景气与日美贸易逆差 |
| 二、产业升级与日美贸易摩擦 |
| 三、日元升值与日美投资摩擦 |
| 四、管理贸易与美国敲打日本 |
| 五、体制摩擦与对日修正主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战后中美经贸摩擦的演变 |
| 一、改革开放与中美贸易逆差 |
| 二、中美经贸摩擦的历史回顾 |
| 三、特朗普任内的中美贸易战 |
| 四、两次经贸摩擦的比较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经贸摩擦与美国国家战略 |
| 一、美国国家战略视角下的日美经贸摩擦 |
| 二、美国国家战略视角下的中美经贸摩擦 |
| 三、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调整与中美贸易战 |
| 四、美国国家战略视角下的两次经贸摩擦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经贸摩擦与国家安全 |
| 一、福利层次下的经贸摩擦 |
| 二、权力层次下的经贸摩擦 |
| 三、手段层次下的经贸摩擦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中美经贸冲突：大国博弈中的非传统特征及其未来方向（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美经贸关系从贸易摩擦阶段走向经贸冲突和贸易战阶段 |
| （一）中美贸易摩擦由来已久 |
| （二）从贸易摩擦到经贸冲突：“中兴事件”和《中国制造2025》 |
| （三）美国对中国强征关税，将中美经贸关系推入贸易战阶段 |
| 二、中美经贸冲突的实质是两国间经济竞争、科技竞争 |
| 三、中美经贸冲突的历史轨迹：传统大国博弈的非传统延伸 |
| （一）美苏冷战 |
| （二）日美贸易战 |
| （三）中美迎来新的大国经贸博弈 |
| 四、中美经贸关系：有别于美苏博弈和美日博弈的非传统特征 |
| 五、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两国关系走向 |
| （一）寻求新形势下的中美理性、建设性大国关系需要时间 |
| （二）美方不能期待贸易谈判解决中美之间一切重大问题和关切 |
| （三）中美贸易协定谈判的可能走向 |
| （四）中美科技和产业竞争是正常的市场竞争关系 |
| （五）中国要团结全球价值链伙伴，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
（5）美国对华适用“301调查”的违法性研究 ——以新一轮“301调查”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国内外文献综述 |
| 四、论文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美国贸易法“301条款”的基本概况 |
| 第一节 美国“301条款”的立法沿革 |
| 一、“301条款”的立法背景 |
| 二、“301条款”的立法演变 |
| 三、“301条款”的立法内容 |
| 第二节 美国“301调查”的法律规范 |
| 一、“301调查”的实体法规范 |
| 二、“301调查”的程序法规范 |
| 三、“301调查”的法律规范评析 |
| 第二章 美国对华适用“301调查”的实践分析 |
| 第一节 美国适用“301调查”的历史概况 |
| 一、历史上美国适用“301调查”的总体概况 |
| 二、历史上美国对华适用“301调查”的概况 |
| 第二节 美国对华实施“301调查”的案例分析 |
| 一、“入世”前对华频繁启动“301调查” |
| 二、“入世”后对华新能源补贴的“301调查”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新一轮“301调查” |
| 第三节 美国对华适用“301调查”的案件评析 |
| 一、中美“301调查”争端由来已久 |
| 二、对华发起“301调查”的动因 |
| 三、对华启动“301调查”的真实意图 |
| 第三章 美国对华适用“301调查”的实体违法性分析 |
| 第一节 美国对华“301调查”违反美国国家义务 |
| 一、对华“301调查”违反美国承诺的《政府行动声明》 |
| 二、对华“301报告”的不实证言违反美国国家义务 |
| 第二节 美国对华“301 调查”违反WTO多边贸易规则 |
| 一、违反GATT1994 第1 条“最惠国待遇”原则 |
| 二、违反GATT1994第2 条“关税减让”原则 |
| 三、违反DSU第23 条“加强多边纪律”原则 |
| 第三节 美国对华“301调查”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 |
| 一、违反国家主权原则 |
| 二、违反互不干涉内政原则 |
| 三、违反平等互利原则 |
| 第四章 美国对华适用“301调查”的程序违法性分析 |
| 第一节 美国“301调查”域外管辖权的不当性 |
| 一、“301条款”开创国内贸易法域外管辖的先例 |
| 二、美国强权下的“301调查”突破国际管辖权限度 |
| 三、域外管辖权冲突造成国际贸易秩序的不稳定 |
| 第二节 美国滥用“301调查”程序的不当性 |
| 一、启动调查程序门槛过低 |
| 二、强制磋商程序的滥用 |
| 三、贸易报复措施的滥用 |
| 第三节 参与机制和监督程序的缺乏透明度 |
| 一、征税听证参与机制的不透明 |
| 二、征税的前置评论排除程序不透明 |
| 三、新增的征税产品排除程序不透明 |
| 第五章 完善我国应对美国“301调查”的策略 |
| 第一节 美国“301条款”对我国的启示 |
| 一、建立我国的贸易壁垒调查制度 |
| 二、设立专门负责对外应诉的权威机构 |
| 第二节 完善应对“301调查”的法律救济机制 |
| 一、寻求WTO框架下法律救济 |
| 二、寻求美国国内法下的法律救济机制 |
| 第三节 完善应对“301调查”的具体策略 |
| 一、政府应采取的对策 |
| 二、企业应采取的对策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美国的压力是推动“中国制造”前进的动力（论文提纲范文）
| 一、美国对华贸易保护愈演愈烈, 重在打压“中国制造”的高端产业 |
| 二、美国对中国已成为“世界贸易规模最大国家”将会施加更大压力 |
| 三、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是对华实施贸易保护的内在根源 |
| 四、美国的压力加快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 |
| (一) 美国给予的逆向阻力促使中国航天工业取得飞跃发展 |
| (二) 中国缩小与美军装备差距的努力与成果, 出乎美军预料 |
| (三) 太阳能清洁能源在压力下整合, 实现突破 |
| 五、美国压力下的中国制造业要夯实科技基础, 走自己的创新之路 |
（7）后危机时代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 绪论 |
| 0.1 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2.1 国外研究现状 |
| 0.2.2 国内研究现状 |
| 0.3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0.4 论文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 贸易摩擦相关理论概述 |
| 1.1 贸易摩擦定义 |
| 1.2 微观层面的贸易摩擦理论 |
| 1.2.1 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贸易摩擦理论 |
| 1.2.2 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贸易摩擦理论 |
| 1.3 宏观层面的贸易摩擦理论 |
| 1.3.1 基于国际收支发展阶段论的贸易摩擦理论 |
| 1.3.2 从一般均衡角度研究贸易摩擦理论 |
| 1.3.3 生产力变化条件下的贸易摩擦理论 |
| 2 后危机时代中美贸易摩擦的现状 |
| 2.1 中美贸易摩擦现状 |
| 2.2 后危机时代中美贸易摩擦特点 |
| 2.2.1 摩擦数量增多、金额增加、频率增大 |
| 2.2.2 摩擦手段更加多样化 |
| 2.2.3 摩擦涉及行业产品范围扩大 |
| 2.2.4 摩擦领域不断增大,宏观经济摩擦成为新焦点 |
| 2.2.5 美国贸易保护的示范效应扩大 |
| 2.2.6 中方的“报复”趋向有力 |
| 2.3 中美贸易摩擦趋势 |
| 2.3.1 摩擦涉及行业范围更为广泛 |
| 2.3.2 知识产权和高新技术领域将成为摩擦焦点 |
| 2.3.3 反补贴将成为主要贸易救济手段 |
| 2.3.4 摩擦手段增多,技术贸易壁垒盛行 |
| 2.3.5 摩擦具有可控制性 |
| 3 后危机时代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分析 |
| 3.1 中方原因 |
| 3.1.1 我国对美国进出口商品结构存在缺陷 |
| 3.1.2 对美贸易依存度大 |
| 3.1.3 我国企业及行业协会应对不力 |
| 3.2 美方原因 |
| 3.2.1 后危机时代美国经济发展缓慢 |
| 3.2.2 利益集团与政治选举 |
| 3.2.3 遏制中国崛起 |
| 3.3 综合原因 |
| 3.3.1 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
| 3.3.2 人民币汇率问题 |
| 3.3.3 全球经济低迷致贸易保护主义升温 |
| 4 中美贸易摩擦的对策 |
| 4.1 基于政府角色的对策 |
| 4.1.1 树立正确的贸易摩擦观,有效探索解决模式和机制 |
| 4.1.2 积极运用贸易法律和WTO规则 |
| 4.1.3 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
| 4.1.4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
| 4.1.5 扩大内需,出口市场多元化 |
| 4.2 基于行业协会角色的对策 |
| 4.2.1 加强行业协会管理能力 |
| 4.2.2 提高公共关系处理能力 |
| 4.3 基于企业角色的对策 |
| 4.3.1 积极应对贸易摩擦 |
| 4.3.2 加大研发投入,加强自主创新 |
| 4.3.3 “走出去”发展对外投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中美贸易摩擦炽热化 |
| 1.1.2 中美贸易失衡是新的国际分工的结果 |
| 1.1.3 中美贸易复合依存与摩擦治理常态化 |
| 1.2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思路 |
| 1.2.3 研究框架 |
| 2. 中美贸易摩擦的理论文献综述 |
| 2.1 相关范畴的界定 |
| 2.1.1 贸易摩擦的概念 |
| 2.1.2 贸易摩擦的分类 |
| 2.1.3 贸易摩擦治理的界定 |
| 2.2 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理论基础 |
| 2.3 中美贸易摩擦成因及治理的理论分析 |
| 2.3.1 中美贸易摩擦成因的微观理论述评 |
| 2.3.2 中美贸易摩擦成因的宏观理论述评 |
| 2.3.3 中美贸易摩擦成因的政治经济学述评 |
| 2.3.4 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研究的文献述评 |
| 3. 中美贸易复合依存与贸易摩擦 |
| 3.1 相互依存理论及“中美国”论 |
| 3.1.1 相互依存理论概述 |
| 3.1.2 Chimerica——一个极端的中美复合依存格局模型 |
| 3.1.3 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矛盾与困惑 |
| 3.2 中美贸易复合依存格局及特征 |
| 3.2.1 30年来中美贸易基本情况 |
| 3.2.2 中美贸易复合依存格局 |
| 3.2.3 中美贸易复合依存特征解读 |
| 3.3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 |
| 3.3.1 产品摩擦序幕阶段(1979年1月—1986年6月) |
| 3.3.2 产品摩擦升温阶段(1986年7月—2001年12月) |
| 3.3.3 制度摩擦阶段(2002年1月—2005年12月) |
| 3.3.4 战略摩擦阶段(2006年1月至今) |
| 3.4 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特征 |
| 3.4.1 中美贸易摩擦的战略性 |
| 3.4.2 中美贸易摩擦的扩张性 |
| 3.4.3 中美贸易摩擦的复合性 |
| 3.4.4 中美贸易摩擦的常态性 |
| 4. 中国的崛起与基于核心国家利益冲突的中美贸易摩擦 |
| 4.1 大国崛起与国际贸易摩擦的理论分析 |
| 4.1.1 全球贸易与国家利益冲突的经济学模型 |
| 4.1.2 大国崛起的国际治理理论思想体系 |
| 4.1.3 大国崛起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思想评析 |
| 4.2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行动 |
| 4.2.1 美国国内共识 |
| 4.2.2 中国威胁论 |
| 4.2.3 中国崛起与美国霸权共生 |
| 4.3 中美核心国家利益冲突与合作 |
| 4.3.1 中美核心国家利益对比 |
| 4.3.2 中美核心国家利益的冲突 |
| 4.3.3 中美核心国家利益的合作 |
| 4.4 中美贸易摩擦逼近中美核心国家利益 |
| 4.4.1 中美贸易摩擦逼近美国核心国家利益 |
| 4.4.2 中美贸易摩擦逼近中国核心国家利益 |
| 4.5 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战略选择 |
| 4.5.1 互信困境与战略需求 |
| 4.5.2 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战略思想 |
| 4.5.3 中美贸易战略治理机制 |
| 4.5.4 中美贸易战略治理机制评析 |
| 5. 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文化影响因素 |
| 5.1 中美文化价值观与国家利益 |
| 5.1.1 文化价值观决定国家利益的界定 |
| 5.1.2 美国文化与帝国意识 |
| 5.1.3 中华文化与和谐意识 |
| 5.2 文化冲突与中美贸易的文化摩擦 |
| 5.2.1 文化冲突与国际贸易 |
| 5.2.2 中美文化冲突与中美贸易的文化摩擦 |
| 5.2.3 中美文化融合与中美贸易摩擦治理 |
| 5.3 中美文化战略与国家认同战略 |
| 5.3.1 美国对外文化战略 |
| 5.3.2 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 |
| 5.3.3 建构主义与国家认同战略 |
| 6. 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美国战略 |
| 6.1 美国霸权均势战略及中国的对策 |
| 6.1.1 霸权均势战略概述 |
| 6.1.2 霸权均势战略遏制中国经济发展 |
| 6.1.3 霸权均势战略与中美贸易摩擦治理方略 |
| 6.2 美国迁就接触战略及中国的对策 |
| 6.2.1 迁就接触战略界定 |
| 6.2.2 美国霸权的局限性 |
| 6.2.3 迁就接触战略与中美贸易摩擦治理方略 |
| 6.3 美国国家出口战略及中国的对策 |
| 6.3.1 国家出口战略概述 |
| 6.3.2 国家出口战略实施 |
| 6.3.3 国家出口计划评析与中美贸易摩擦治理方略 |
| 7. 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中国战略 |
| 7.1 和谐世界战略 |
| 7.1.1 和谐世界的内涵及其理论背景 |
| 7.1.2 中美关系“和而不同”与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理念 |
| 7.1.3 人民币汇率之争与中美贸易摩擦治理方略 |
| 7.2 内修外练战略 |
| 7.2.1 内需主导战略 |
| 7.2.2 走出去战略 |
| 7.2.3 改变贸易增长方式与中美贸易摩擦治理方略 |
| 7.2.4 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与中美贸易摩擦治理方略 |
| 7.3 市场多元化战略 |
| 7.3.1 市场多元化战略概述 |
| 7.3.2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市场多元化战略 |
| 7.3.3 东亚千斤顶国家联盟(JACK Union)与反美遏制战略构想 |
| 7.3.4 市场多元化战略与中美贸易摩擦治理方略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10）美国:一场贸易博弈（论文提纲范文）
| 未被重视的“声音” |
| “双反”事件频发 |
四、“特保”大棒砸向中国制造（论文参考文献）
- [1]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D]. 张巩. 辽宁大学, 2021(02)
- [2]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研究[D]. 张宁宁. 山东大学, 2021(11)
- [3]经贸摩擦与国家安全 ——基于日美经摩擦与中美经贸摩擦的比较研究[D]. 丁敏潇. 南京大学, 2020(07)
- [4]中美经贸冲突：大国博弈中的非传统特征及其未来方向[J]. 张建平.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 2019(01)
- [5]美国对华适用“301调查”的违法性研究 ——以新一轮“301调查”为视角[D]. 姜彩霞.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6]美国的压力是推动“中国制造”前进的动力[J]. 姚丽芳. 对外经贸实务, 2013(07)
- [7]后危机时代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及对策研究[D]. 许欣欣. 中国海洋大学, 2013(08)
- [8]在摩擦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加入WTO后中美贸易摩擦演变评析[A]. 陈泰锋. 国情报告（第十卷 2007年（下））, 2012
- [9]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研究[D]. 帅建林. 西南财经大学, 2010(04)
- [10]美国:一场贸易博弈[J]. 洛华. 中国海关, 2010(01)
标签：贸易摩擦论文;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论文; 全球价值链论文; 全球治理论文; 中国制造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