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曼殊“难言之恫”新解（论文文献综述）
高子芹[1]（2021）在《清初诗歌黍离主题研究 ——以苏州府为中心》文中认为黍离主题诗歌创作是清初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事物衰亡代谢所附着的社会审美心理经验,催生了有识之士悼往伤今的文化传统。感性的观物体验与理性的盛衰之思交相融合,展现了历代文人心忧社会变迁、社稷存亡的历史责任感与时代使命感。论文即以清初苏州府诗歌中的黍离主题为研究对象,探究彼时黍离主题的情感内涵、文化意蕴、主题新变及其影响。具体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四部分:第一章,清初苏州府诗歌黍离主题创作的生成语境及创作辑考。满清正式入关后,江南、浙江、福建、广西、台湾各处的南明政权迭现。政权的几度变迁,战乱的持续爆发,江南地区的抗清斗争以及诗人自觉的“诗史”意识,都推动了黍离主题的发展。在此语境之下,结合苏州府州县文献、乡镇文献的辑录,以钱谦益、吴伟业、顾炎武为代表考述当时的黍离主要创作,试图展现清初苏州府黍离主题的发展状况。第二章,清初苏州府诗歌黍离主题创作主体类型及着述特征。概括黍离主题创作主体类型,论述腆颜事清、殒身殉明、遁迹禅林三类诗家的生存选择。继而从群体性、承继性、超性别写作三个角度归纳彼时黍离主题创作的特征,就结社之风、家族文化、女性文学三个视角观照士人的文学创作。第三章,清初苏州府诗歌黍离主题书写。主要从情感内涵与美学特质两方面进行论述。国家层面的亡国乱离之殇、个体层面的价值失落之悲、宇宙层面的盛衰无常之慨,是黍离主题主要包纳的情感内容。在此基础上,总结归纳清初黍离主题诗歌在情感层、内容层、形式层的创作特质。最后,分析清初黍离主题创作开拓出的“劫灰”“落花”等亚原型意象以及作品中出现的与时代背景紧密相关的特殊时空符号与文化符号。第四章,清初诗歌黍离主题的文化意蕴。黍离主题蕴含着复杂的情感意绪与文化内容。对其所涵纳的历史意识与淑世情怀、身份认同与华夷之辩、重实思潮与悲剧意识进行探究,从而挖掘这一主题丰富的内在神理及其在明清时期的特殊呈现。
郑晓锋[2]（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指出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覃江[3]（2020）在《中国近代唯识学研究的范式与进路》文中研究表明该文以欧阳竟无、吕澂、韩清净、太虚四位近代唯识学代表人物的唯识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从类型上把他们的唯识研究分为哲学、历史学、语义学、宗教四种“进路”,通过对四人唯识学研究方法、唯识思想的深度剖析,力图揭示四种研究进路的方法论指向和学术特质,并依据佛教义理研究的“对向性”做出评价,期望引起学界对他们唯识思想的再认识和学术方法的反思,为今后中国佛教义理研究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首先分析了近代唯识学复兴的背景,对中国近代佛教衰落的原因和表现作了梳理。在近代的重重危机中,佛教界开始寻求革新,各类佛学院的兴办,佛教刊物的发行,刻经处的创立,为近代佛教学术的振兴创造了良好条件。在内外各种因素的刺激下,唯识学成为近代佛教研究的显学。另外,杨文会作为近代佛教复兴之父,他开创的刻经、办学等佛教事业,为近代唯识学的振兴,在组织、文献、人才等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章分析了在中国近代学术以西学分科为参照进行的现代学术转化和范式转移的时代语境下,唯识学研究的范式构建过程。指出近代唯识学的复兴实际是中西新旧各类范式通过相互竞争、相互对话,最后形成几种主要学术进路的范式构建过程。本文依据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特点,将近代唯识研究分为四种进路。第三章研究了以欧阳竟无为代表的唯识学研究哲学进路。重点分析了他的学术精神和研究方法论,对他重要的唯识思想,依《唯识抉择谈》的框架进行了阐述,详细辨析了他的法相、唯识分宗说、体用论、转依论,以及对中国传统佛教的批判。第四章研究了以吕澂为代表的唯识学研究历史学进路。分析了吕澂的学术史、思想史研究方法,重点论述了他的区分唯识今古学、唯识学与大小乘佛法的源流关系、唯识学名相辨析、佛学基本问题、性寂与性觉之争等重要的唯识学研究成果。第五章研究了以太虚为代表的唯识学研究宗教进路。太虚是近代佛教罕见的以内证经验依据,从佛教本位立场融摄现代学术的唯识学者。本章重点分析了他的三系三宗判教说、唯识学思想体系、唯识观行、对欧阳竟无分宗说的批驳等内容。第六章研究了以韩清净为代表的唯识学研究语义学进路。韩清净在治佛学之初,就确立了章句训诂式的佛学研究方法论,他的“唯圣典论”倾向使他成为一位纯粹的唯识学者。本章重点分析了他的三时判教说,以及唯识观、真如观等核心的唯识思想。最后总结,研究了现代性转化的时代要求对近代唯识学研究的影响,指出“袪魅”的现代性诉求使近代唯识学研究在“对向性”上出现了现代转化。从对向性的角度分析了四种进路的得失,指出现代性转化改变了传统佛教义理研究的学术形态。这是今后的佛教义理研究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高鲜花[4]（2019）在《田纳西·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1963-201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田纳西·威廉斯是20世纪美国继尤金·奥尼尔之后与阿瑟·米勒、爱德华·阿尔比齐名的三大戏剧家之一,在世界戏剧文学和戏剧舞台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玻璃动物园》《欲望号街车》《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等剧更是世界舞台长演不衰的经典剧目。1963年英若诚翻译的威廉斯独幕剧《没有讲出来的话》拉开了中国接受、演出、改编威廉斯戏剧的大幕。威廉斯剧作数量庞大,本论文主要以他几部长剧——《玻璃动物园》《欲望号街车》《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等为基础研究文本,对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舞台搬演/改编、影响等接受和影响状况进行系统考察。威廉斯戏剧创作极具自传性。在剧作中,他为自己同性恋身份而焦虑、为不断患病而厌烦、为创作力下滑而担忧。当他对青春易逝感到恐慌、对死亡倍加恐惧时,他选择了逃离和漂泊,并且为自己构建了一个美好的停留地——中国,希冀能够缓解他的各种焦虑,而此种种都成为他“本色”创作的基本内容。为了完整地体现他的本色,他在创作过程中设置了潜台人物、借鉴了古希腊戏剧结构、运用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并辅之以中国戏曲的写意性元素,营造出一个个颇具象征性的艺术世界。20世纪80年代,中国戏剧界集中译介了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玻璃动物园》《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三部作品。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翻译界对威廉斯剧作的译介离不开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等的合力“监管”。从文本内部来看,由于戏剧具有二重性——文学性和表演性,所以中国译家们在译介这三大代表作时主要采用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并偏重文学性,为中国读者呈现出全新的“中国化”译本。在中国戏剧舞台上,威廉斯剧作的搬演与改编演出异彩纷呈,尤其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版的《玻璃动物园》和《欲望号街车》成为近几年来经典的翻译剧演出。而由《欲望号街车》改编的形体剧《纸牌夜布鲁斯》可以说是集合中西戏剧表演特性的一次有益尝试,该剧已经走出国门赢得了世界观众的赞誉。如果说在中国的译介和演出是对威廉斯剧作接受的话,那么,在接受之后威廉斯剧作对中国戏剧与小说创作也产生了有力的影响。中国剧作家秉承他的新现实主义精神和悲剧精神,协同调动灯光、舞美、音乐/音响等多种手段、设置叙述人、运用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手法,形成了独特的心理回忆剧,出现了像赵耀民《良辰美景》这样颇具《玻璃动物园》风骨的佳作。而在海峡对岸,将门之子白先勇不仅在人生历程方面与威廉斯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他的小说创作也深得威廉斯“真传”:运用象征和心理回忆等手法关注同性恋者的喜怒哀乐、对人性暴力进行赤裸裸地揭露和严厉批判、感慨青春易逝、凭吊美人迟暮,这些共同点显示出白先勇是国内受威廉斯影响最深的文学家。
徐红玲[5]（2019）在《王蕴章戏曲研究》文中指出王蕴章（1885—1942）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文化名人,他拥有报人、教育家、文学家、戏曲家等多重身份,在文学、教育、报业等方面都有非凡的成就。本文聚焦于作为戏曲家的王蕴章,将其置于晚清民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考量,从他的生平思想、戏曲活动及戏曲史地位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本论文分为绪论、正文七章、结语及附录。绪论部分,首先明确王蕴章及戏曲创作的历史意义,其次介绍学界对王蕴章的研究现状,阐述本文的写作思路。第一章探讨王蕴章生平。此章以他人生中的转折性事件或重要节点为依据,将其人生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二章研究王蕴章的戏曲活动。此章主要从他与伶人的交往、观剧形式、清唱活动以及戏曲评论来展现他的戏曲活动。第三章考述王蕴章戏曲本事。他创作十一种戏曲作品,本章重点探析这十一种剧作的本事来源。第四章研究王蕴章戏曲作品的思想意蕴。这些剧作主要是想展现对女性的赞美、借古伤时的表达及文士情怀的抒发。第五章研究王蕴章戏曲作品的艺术成就。此章将王蕴章戏曲作品的艺术成就与晚清民国时期戏曲艺术的新变相联系,探讨王蕴章戏曲作品文体的变化、舞台艺术的新变及曲体格律的新变。第六章综论王蕴章戏曲贡献。此章从王蕴章的戏曲作品的影响及所创刊物对戏曲传播两方面论述他的戏曲史意义。附录一为王蕴章年谱,笔者竭力辑录其生平事迹,囿于学力,且民国报刊文献庞杂,因此未能穷尽,甚为遗憾。附录二为王蕴章作品目录,此目录为笔者目前所能搜集到的王蕴章作品。
王峰[6]（2018）在《激进时代的理学与诗学：吴芳吉研究》文中指出吴芳吉（1896-1932）所生活的时代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变动最为激烈的时代之一。这一时期,儒家价值体系轰然崩塌,文言作为书面语的地位也被白话文所取代,由此诞生了新文化和新文学,以“现代性”为核心的线性历史观逐渐支配了中国人的时间意识。作为理学的信奉者,吴芳吉坚持认为传统文化和古典诗歌不能剥离于“现代性”之外,他试图在“普遍性”和“差异性”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以缓和新文化和新文学对传统的敌意和对立情绪。儒学信念与时代潮流的矛盾深刻影响了吴芳吉的文化选择和诗学实践,使其在诗歌创作上出现了“革新”与“保守”的两幅面孔。论文以吴芳吉儒学思想与诗学思想的互动为研究中心,考察了儒学近代形态——“理学”的历史表现与时代遭遇,通过对“白屋诗”这一新诗体的系统分析,揭橥儒学观念对个体文学心理程序的建构以及儒学价值观对现代诗学思想的介入。在此基础上,论文在“新文化运动”的语境里探讨儒学影响下的诗歌创作的意义及其在新诗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价值。论文共分八章。第一章交待了选题的缘起,对本论题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学术梳理和评述,同时提出论题的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概述了论题的研究目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章对吴芳吉的生命文本进行解读,分析吴芳吉文化性格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吴芳吉的人生选择注定了他作为时代趋势“旁观者”和“边缘人物”的宿命,也正因如此才使其在大时代的狂飙突进里一反潮流地将自己嵌入传统的链条之中。吴芳吉的人生充满诸多悖论,其生涯狼狈困穷却又超脱洒然,遵循严格的道德主义却又具有诗人的敏感与深情,生命的烈焰炽热短促却能铸炼出圆融统一的人格。吴芳吉的复杂性在于他身处启蒙时代而眷恋执守儒家信念,通过对吴氏生命文本的解读,我们可以触摸到理学思想在错位尴尬时代勃然跳动的脉搏,感受到“白屋诗”所流露出的乱世哀感与人生涩意,体会到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激进时代的困惑与执着。第三章呈现了吴芳吉以道自任的理学信徒的形象,讨论了吴芳吉的“内圣”情结与“以礼为归”的道德抱负。“五四运动”以来,以“科学”和“民主”为尚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思想启蒙的新纪元,在强调批判和改造中国文化的历史语境中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进行了激烈的否定。在此情形下,儒家意识形态虽呈崩解之势,但并未丧失生命力,而是以特殊的“游魂”方式影响着中国人现代精神的重建。吴芳吉的内心深处跃动着“五四”之后日渐游移的文化精魂,主动接续了消散中的儒学的精神魂魄,且对儒家的性善哲学与礼教思想进行了具有时代色彩的阐发与扬弃。本章以吴芳吉对理学思想的接受为切入点,还原了吴芳吉不为人知的“儒者”身份,探讨了吴芳吉诗学思想的儒学渊源和发展脉络,并以此叩问儒学在中国现代思想谱系中的价值。第四章讨论了吴芳吉如何以儒家价值观的视角看待和评价“新文化运动”,如何在儒学和“新人文主义”的谱系中阐释自己的文化观和文学观。本章勾勒出吴芳吉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历史渊源,探讨了“柏拉图—白璧德”一脉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如何嵌入到儒家话语的肌理之中,进而呈现了儒学思想内蕴的弹性与顽强生命力。与“文学革命”中盛行的新锐主张不同,吴芳吉以“大文学观”的宏大视角处理“道”与“情”的关系,试图以文学上的“个人无政府主义”打破新文学的霸权地位。在“新文化运动”的现场,吴芳吉的文化独白和文学主张究竟是孤独先知的预言还是守旧者不识时务的螳臂当车?本章从历史的维度回答这一问题,进而探析吴芳吉作为“文化失语者”的精神质地和文化追求。第五章探讨了儒家话语对吴芳吉诗学思想的建构和塑造,以此为起点审视了新诗的语言问题和文化意味。吴芳吉的诗学思想一方面继承了《诗大序》、《文心雕龙》的儒学传统,一方面又汲取了《沧浪诗话》、王阳明心学的某些理念,将文学视为对生命本体至善状态的表达,认为诗歌的意义在于肯定人性本善的光明属性和对卑俗人生的超越。本章分析了吴芳吉作为现代新儒家如何对古典、西方诗学资源进行形式多样的借鉴和化用,以此探寻儒家诗学改造和吸纳外来异质文化的途径。在以吴芳吉为代表的“学衡派”诗人和新文学人士关于新诗的对垒中,可以发现文白之争、中西之争的背后各自别有潜思和寄托。吴芳吉的诗论站在文化民族主义的价值立场上看待语言和文体的转换与更新,其初衷乃是保持中国诗歌殊异的文化价值和审美情怀。为此,吴芳吉在保持和进入传统的前提下进行了“化欧化古”的诗学实践,以儒家诗学的视角对新诗的可能路径进行了探索和创新。吴芳吉的诗学求索代表了文化保守主义者诗体变革的努力,也是中国现代诗学史上值得重视和研究的一环。第六章在诗界革命的谱系之中重审吴芳吉创制的“白屋诗体”的特质所在。“白屋诗”是对古典诗体的改良,借鉴了乐府诗歌的民间性、口语性和体裁的现实性,从而使诗歌的口语性具有复杂的张力和独特的面貌。本章从“白屋诗”的酝酿、特色以及时代影响等角度对吴芳吉诗歌改良的历程进行了文化描述和诗学分析。第七章集中分析了吴芳吉生命后期诗歌转向的原因,并以“白屋诗”为参照讨论了旧体诗变革的极限和可能性。吴芳吉诗学变革的理念是在不改变旧体诗基本体制的前提下扩大中国诗歌的表现空间,“白屋诗”的诗学实践部分完成了吴芳吉的这一构想,但在整体上“白屋诗”并未解除古典形式牢固的限制而创造出一种具有现代意味的新诗体。吴芳吉尽管意识到了其诗体变革的局限所在,但又无法突破“白屋诗”这一“旧瓶装新醴”的诗学模型,于是退回到了古典诗熟悉而自得的审美之境,以对古典诗的赤诚之心反衬了诗体改革的徒劳与挫败感。吴芳吉重回古典之途,并不意味着“白屋诗”作为一种新诗体丧失了意义,它的存在指出了另外一种可能:在白话诗的语言空间里完全可以容纳古典诗的文化意味与形式结构。第八章为结语。在激烈变动的时代氛围里,吴芳吉先后实现了两次“回转”:一是向理学的回转,在心性层面完成了对时代的超越;一是向古典诗歌的回转,在语言层面再次融入传统。论文以吴芳吉的两次回转为背景,探讨了儒学和旧体诗作为文化记忆对吴氏精神主体的吸纳作用,审视和反思了中国新诗与文化传统、古典诗学、外国诗歌的复杂关系。
黄海明,傅红英[7]（2018）在《论苏曼殊诗歌中的红色意象及其现代精神》文中提出苏曼殊极其喜欢在诗歌中使用红色意象。他的红色意象有三种呈现方式:红花、红叶等易折的自然意象表现了诗人自身的坚韧与谦逊;红粉、红泪等美人意象表达了他对人世间至情至爱的留恋和对佛教的虔诚;红泥寺、袈裟、香火等禅佛意象凝聚着苏曼殊独特的人生体验及其对佛教的领悟。在苏曼殊的诗歌中,红色的意义不再单一,它向我们展示了诗人多面的性格及其对个性解放、人人平等、睁眼看世界等现代精神的追求。"诗,不管其主体意识如何强烈,它总是向人们
李晨[8]（2017）在《道咸两浙诗歌流变》文中研究表明“道咸两浙诗歌流变”是指清代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浙江诗歌的发展演变。“道咸”是清诗史乃至清代历史的转型阶段,其时间中轴正处在通常被定义为近代史开端的鸦片战争时期;浙江是有清一代人文渊薮、诗歌重镇,储备着丰富的诗界资源和诗学话题——时间和空间的结合,带来道咸浙诗不俗的研究价值。本论题属于清诗研究（包括清代诗学研究）范畴,以流变为基本视角,以地缘关系为先导,以大家、名家为纲目,对道咸浙诗展开讨论。道咸两浙诗歌流变的研究建立于三个层面基础之上:第一,宏观层面。道咸两浙诗歌流变,具有“格调诗学影响”、“多元格局维持”、“离乱书写递增”三重维度,并可总结为“过渡性”、“外向性”、“滞后性”三个特征。而此三重维度和三个特征,构成时间和空间两个方向延展,所谓时间延展,是指道咸两浙诗歌流变向上呼应乾嘉浙诗,向下开启同光浙诗,由之较易于把握浙江诗歌在整个清代中后期的走向;所谓空间延展,是指浙江诗坛与全国诗坛的呼应与互动,其中既有乾嘉诗坛两种代表诗说——“格调说”、“性灵说”在浙地的升降,也有浙诗与道咸“宋诗运动”的一些关联。第二,地域层面。杭州地区,本土性质的杭、厉“浙派”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其代之的是沈德潜诗学全面进入,并引起嘉道杭州诗坛的一时繁荣;嘉兴地区,标志性的“秀水派”凭借钱氏、金氏、朱氏、沈氏等望族稳定的诗歌人才输出,历久不歇——两地代表浙诗流衍的“主线”和“副线”。绍兴、湖州、宁波、温州等地诗坛各在道咸年间呈现盛衰消长之势,彼时宁波诗歌来到鼎盛时期,可综合诗学建构、名家成就、总集编纂等方向考察,温州、绍兴等浙东地区诗歌继之振起。第三,个案层面。本文着重分析朱彭、宋大樽、陈文述、龚自珍、钱仪吉、姚燮、孙衣言等七位清诗作家及其对于诗歌、诗学或诗派的流变意义。前两位对道咸浙诗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地理前提、共时比较、流派特征、诗歌影响等四点分析,朱彭是“浙派启变”的诗歌史承担者,是“杭诗流变”的关键人物,从他的诗学中却能反馈出嘉道之际诗坛繁荣与诗史低谷认识落差的原由所在。宋大樽的《茗香诗论》响应“格调说”,补救“神韵说”,针对“性灵说”,是道咸时期来临之前一部卓有成就的诗话作品,不仅引起了道光年间宁波诗人群体的诗学共鸣,也得到了后来京城诗人的注目。后五位是道咸浙诗代表作家,如姚燮、孙衣言引领区域诗坛振兴,如钱仪吉延续地方流派传承,又如陈文述、龚自珍,他们的诗歌及相关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文秉持“考”与“论”不相偏废的原则,大量运用文本细读、诗学思辨并结合历史研究的方法,完善诗歌流变分析的理论依据,也为以后道咸诗歌或者清代浙江诗歌的整体性研究打下基础。
任传印[9]（2014）在《形象·意义·审美—中国现代文学“宗教人物形象”研究》文中提出意义重构和终极关切是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历史命题,现代中国的宗教界和文学界都在多个层面、以多种方式予以回应,其中宗教界作者和文学界作家皆塑造出大量的“宗教人物形象”,以此彰显其意义建构和终极关切旨趣,并体现出不同的艺术特色和审美理想。因此,从意义重构的角度探讨现代文学“宗教人物形象”的历史存在,考量其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具有特定的学术意义。在收集整理现代文学“宗教人物形象”相关作家作品的基础上,本文立足于现代意义重构的语境,主要运用文化学理论、意义理论、终极关切理论、现代性理论、形象诗学理论、人格学理论、文艺美学等多学科资源展开研究,坚持“双领域、多维度、分类别、系统化”的总体原则；同时,综合运用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宏观把握与微观研究、历史爬梳与理论透视、共时性比较与历时性梳理等多种研究方法,深入探究“宗教人物形象”的丰富涵义、艺术特色及典型个案。论文首先对现代文学“宗教人物形象”进行宏观层面的认知。首先,从中国历史背景、宗教渊源、文学背景三方面,把握“宗教人物形象”的生成动力和缘起特点。其次,论文对不同宗教类别的“宗教人物形象”及作家作品进行分类梳理,结合宗教渊源和作家文化立场对“宗教人物形象”塑造进行整体把握。在此基础上,论文归纳出“宗教人物形象”意义诉求的三种类型,即以宗教信仰为导向的宗教性书写、彰显现代人文诉求和价值重估的批判式塑造、参与文学审美价值创构的艺术化运思。本文指出,这是“宗教人物形象”意义创构的三足鼎立形态,与现代文学史上其他人物形象相比,既有某些共性,亦有其特殊性与丰富性。在对现代文学“宗教人物形象”塑造予以类型归纳的基础上,本文分别探讨每种类型在意义重构方面的主导意蕴,同时也充分考量其艺术特征及达到的艺术成就。本文认为,“宗教人物形象”的宗教性书写,能够充分传达其宗教体验和宗教情感,同时也兼有审美价值,艺术上则体现为宗教传播与审美创造的张力,此类型为现代文学提供了宗教资源、宗教信仰者形象及特定的书写样式,强化了其先天不足的宗教性终极关切。“宗教人物形象”的批判式塑造,能够彰显现代人文诉求和理性精神,艺术上则体现为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交织,此类型与现代文学总体的发展轨迹高度同步,同时创构出现代理性与传统宗教的对话空间,丰富了现代文学中的人神对话主题及艺术探索。“宗教人物形象”的艺术化运思,能够不同程度地借用宗教符号潜在的文化影响和审美价值,运用程度高者强化了文学的终极关切,不仅承接古典文学传统,而且借鉴西方基督教文学成就,开创、丰富了现代文学的审美价值与艺术风貌。三种模式在文学史上各有其历史意义。在宏观认知和综合论述的基础上,本文还从专题研究的角度进行案例聚焦,同时与前文的类型梳理与模式分析相呼应。首先,现代文学“弘一法师形象”与“耶稣形象”都是代表性的“宗教人物形象”,充分表现出宗教圣贤人物的终极关切意义,本文重点分析两者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的异同,并探讨其多种成因与历史价值。其次,宗教皈依是现实宗教人物的重要转捩点,也是研究现代文学“宗教人物形象”的关键点,因此论文结合前述塑造类型,深入集中地探讨宗教皈依过程中的文化意蕴、审美价值及艺术特色,结穴于“宗教人物形象”塑造。最后,现代武侠小说是通俗文学的重要内容,武侠小说家塑造出大量“宗教人物形象”,本文亦结合上述背景予以专题研究,同时对此进行多角度的比较分析,现代武侠小说“宗教人物形象”较多地承接传统,整个通俗文学亦呈现此特征。总体而言,现代文学“宗教人物形象”是在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与意义重构的背景下出现的,作家的宗教背景与文学造诣是决定“宗教人物形象”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最核心因素,三足鼎立的人物塑造模式在意义重构方面各有不同侧重,艺术方面也自有其优长与不足,案例分析亦从微观层面予以证实和呈现。“宗教人物形象”强化了现代文学的意义创构能力与思想性,丰富了现代文学的人物长廊、性格塑造与艺术探索,体现出现代作家的人文视野与宗教文学的生命力。现代文学“宗教人物形象”涉及人物形象塑造、世俗与超越、求真与向善、文学与宗教、信仰与审美等若干重要人文议题,可以展开多方面、更深入的后续研究。
谢菲[10]（2012）在《《断鸿零雁记》文本研究评述》文中研究指明梳理1980-2010年间学界对苏曼殊小说《断鸿零雁记》的研究成果,发现这些评论主要从四个方面对文本进行解读,分别是身世"难言之恫"论、佛性决定论、"飘零者"文化传承论和叙事结构变迁论,很少涉及苏曼殊小说创作的得与失研究。
二、苏曼殊“难言之恫”新解（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苏曼殊“难言之恫”新解（论文提纲范文）
（1）清初诗歌黍离主题研究 ——以苏州府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黍离”主题界说 |
| 一、“黍”“离”旧说 |
| 二、黍离主题之界定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内主题学研究概况 |
| 二、黍离主题相关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与研究范围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范围 |
| 第一章 清初苏州府诗歌黍离主题生成语境及重要创作辑考 |
| 第一节 黍离主题的生成语境 |
| 一、留都政权的纲纪陵夷与积习难返 |
| 二、苏州府的抗清斗争与乱离惨状 |
| 三、清初文化生态与士人诗学主张 |
| 四、江山之助与吴地的社会风气 |
| 第二节 清初苏州府诗歌黍离主题重要作品考述 |
| 一、苏州府地域诗歌总集 |
| 二.苏州府诗人别集个案研究 |
| 第二章 清初苏州府诗歌黍离主题创作主体类型与着述特征 |
| 第一节 清初诗歌黍离主题创作主体类型稽考 |
| 一、腆颜事清类 |
| 二、殒身殉明类 |
| 三、遁迹禅林类 |
| 第二节 苏州府诗歌黍离主题着述的特征 |
| 一、群体性:结社及诗家社会活动 |
| 二、承继性:家族相传与师门延绵 |
| 三、超性别写作:闺阁巾帼的黍离之思 |
| 第三章 清初苏州府诗歌黍离主题书写 |
| 第一节 黍离主题诗歌的情感内核 |
| 一、故国千年恨,他乡九日心——亡国乱离之殇 |
| 二、杜门先业废,乞禄壮心违——价值失落之悲 |
| 三、白沙堤下唐草,鄂国坟边宋云——盛衰无常之慨 |
| 第二节 苏州府诗人黍离主题诗歌的美学特质 |
| 一、情感层:诗意远悒,声情激越 |
| 二、内容层:质直纪事,杂陈议论 |
| 三、形式层:主体特殊,叙述隐曲 |
| 第三节 苏州府诗歌黍离主题亚意象开拓与符号应用 |
| 一、黍离主题亚原型意象的开拓 |
| 二、符号学视域下的黍离主题创作 |
| 第四章 清初诗歌黍离主题的文化意蕴 |
| 第一节 历史意识与淑世情怀 |
| 一、取法旧事的思古幽情 |
| 二、蒿目时艰的现实观照 |
| 第二节 华夷之辩与身份认同 |
| 一、农耕文化与群体向心力 |
| 二、家国一体与政治认同 |
| 三、夷狄之防与扶长中夏 |
| 第三节 重实思潮与感伤审美 |
| 一、“学贵实效、康济时艰” |
| 二、“鲛人之珠,寄托遥深”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2）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内容 |
| 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媒介生态:透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一个维度 |
| 第一节 “媒介生态”关键词解读 |
| 第二节 从媒介生态视角研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可行性 |
| 第三节 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研究的媒介生态内涵 |
| 第二章 文化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的文白转变(1887年—20世纪20年代) |
| 第一节 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与中国文学书面语言改革 |
| 一、晚清思想启蒙运动与文学语言改革 |
| 二、晚清文言白话化进程 |
| 三、晚清白话报与白话文小说的兴起 |
| 第二节 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与文学语言变革 |
| 一、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报刊业的发展 |
| 二、五四白话文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建构 |
| 三、国语运动与民族语言统一实践 |
| 第三章 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通俗化进程(20世纪30年代——1976年) |
| 第一节 “新文言”与语言大众化之间的矛盾 |
| 一、现代白话规范建构初期的文学语言乱象 |
| 二、文学语言的阶级属性与大众接受困境 |
| 第二节 “文艺大众化”讨论与“大众语”理论建构 |
| 一、“大众语”——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形态 |
| 二、“大众语”的建构路径 |
| 第三节 “民族形式”论争语境下的文学语言问题 |
| 一、时代政治变革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嬗变 |
| 二、五四新文学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 三、民间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 四、“民族形式”与文学语言的民族书写 |
| 第四节 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创作 |
| 一、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的流行 |
| 二、新通俗问题小说与“赵树理现象” |
| 三、新通俗抒情小说与“荷花淀派” |
| 第五节 “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政治言说 |
| 一、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艺建设导向 |
| 二、“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工农兵方向 |
| 三、“文化大革命”——文学话语的极左化运动 |
| 第四章 经济媒介生态渐变下文学语言的多语混成(1978年——20世纪末) |
| 第一节 新时期政治媒介生态宽松下的“话语解放” |
| 一、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 |
| 二、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讨论 |
| 三、第四次“文代会”与文艺发展的新导向 |
| 第二节 多元文学格局与文学语言的多样化 |
| 一、政治话语与主流文学语言的导向性 |
| 二、精英文学与文学语言雅化 |
| 三、大众文学与文学语言通俗化 |
| 第五章 技术媒介生态主导下新世纪文学语言变革与展望 |
| 第一节 新媒介革命与新世纪文学格局调整 |
| 第二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转向 |
| 一、文学语言图像化的可能性 |
| 二、文学语言:“文字的没落”到“图像化转向” |
| 第三节 类型小说与文学语言的类型化 |
| 一、新世纪文学语境与网络类型小说的兴起 |
| 二、网络类型小说与小说语言的类型化 |
| 第四节 “跨文体”写作与多种文学语言的并用 |
| 一、“跨文体”理论及写作现象 |
| 二、多种文学语言的混用 |
| 第五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其他特征 |
| 第六章 余论 |
| 第一节 受众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动态演变 |
| 第二节 其他媒介生态对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闼及答辩情况表 |
（3）中国近代唯识学研究的范式与进路（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创新点 |
| 第一章 近代佛教的衰落与法相唯识学的复兴 |
| 第一节 近代佛教的衰落的原因及表现 |
| 第二节 近代佛教的革新 |
| 第三节 近代唯识学研究的兴起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唯识学研究的范式构建 |
| 第一节 学术分科背景下近代唯识学研究的范式抉择 |
| 第二节 三系唯识与四种进路 |
| 小结 |
| 第三章“假圣言量为比量”:欧阳竟无唯识研究的哲学进路 |
| 第一节 生平事略 |
| 第二节 学术精神与唯识研究的哲学进路 |
| 第三节 以法相学重构全体佛法的唯识思想 |
| 小结 |
| 第四章 在言教变迁中寻找真实:吕澂唯识研究的历史学进路 |
| 第一节 生平事略 |
| 第二节 历史学进路的“佛教研究法” |
| 第三节 唯识学思想史研究 |
| 第四节 唯识义理研究 |
| 第五节 性寂与性觉之诤 |
| 第六节 对中国佛教的批判 |
| 小结 |
| 第五章 依内证而总持:太虚唯识研究的宗教进路 |
| 第一节 生平事略 |
| 第二节 以内证经验融摄诸学:唯识学研究的宗教进路 |
| 第三节 对全部佛法的判摄和法相唯识学的定位 |
| 第四节 教观并举的唯识思想 |
| 第五节 论法相必宗唯识 |
| 小结 |
| 第六章 从语义觉到如实觉:韩清净唯识研究的语义学进路 |
| 第一节 生平事略 |
| 第二节 语义学进路的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三时判教思想 |
| 第四节 《十义量》中所见阿毗达磨 |
| 小结 |
| 总结:以“对向性”反思四种研究进路 |
| 第一节 现代性转换中“中国佛教”的失落 |
| 第二节 四种进路的“对向性”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田纳西·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1963-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一) 国外研究动态 |
| (二) 国内研究动态 |
| 三、研究目的 |
| 四、选题意义 |
| 五、本论文的研究方法与涉及的主要理论 |
| 第一章 励志与颓废的传奇—田纳西·威廉斯及其戏剧创作 |
| 第一节 田纳西·威廉斯的生平与创作历程 |
| 一、田纳西·威廉斯的家世渊源 |
| 二、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创作与生活轨迹 |
| (一) 蹒跚登台(1930—1944) |
| (二) 炫目表演(1944—1962) |
| (三) 暗淡落幕(1963—1969) |
| (四) 孤寂谢幕(1970—1983) |
| 第二节 田纳西·威廉斯的本色书写 |
| 一、威廉斯剧作之逐性 |
| (一) 同性恋与文学 |
| (二) 威廉斯剧作之同性恋书写 |
| (三) 威廉斯同性恋书写之渊源 |
| 二、威廉斯剧作之疾病 |
| (一) 疾病与文学 |
| (二) 威廉斯剧作之疾病书写 |
| (三) 威廉斯疾病书写之渊源 |
| 三、威廉斯剧作之孤独 |
| (一) 孤独与文学 |
| (二) 威廉斯剧作之孤独书写 |
| (三) 威廉斯孤独书写之渊源 |
| 四、威廉斯剧作之漂泊 |
| (一) 漂泊与文学 |
| (二) 威廉斯剧作之漂泊书写 |
| (三) 威廉斯漂泊书写之渊源 |
| 第三节 田纳西·威廉斯戏剧中的中国形象 |
| 一、欧、美文学及泛文学文本中的中国形象 |
| (一) 欧洲的中国形象 |
| (二) 美国的中国形象 |
| 二、威廉斯剧作之中国形象 |
| (一) 中国形象的书写 |
| (二) 中国形象书写之溯源 |
| (三) 中国形象书写之目的 |
| 第四节 田纳西·威廉斯戏剧的艺术贡献 |
| 一、借鉴古希腊戏剧的经典结构 |
| (一) 高度集中的封闭式结构 |
| (二) 跌宕有致的开放式结构 |
| 二、借鉴中国戏曲的写意性表现手法 |
| (一) 高度神似的虚拟动作设定 |
| (二) 虚拟时空的设置 |
| 三、化用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故事/历史典故 |
| (一) 神话故事的有机嵌入 |
| (二) 历史典故的生动融入 |
| 四、设置“隐而不露”的潜台人物 |
| (一) 潜台人物掌控出场人物的“现时”命运 |
| (二) 潜台人物暗示出场人物的将来命运 |
| 五、运用物象丰富的象征手法 |
| (一) 一花一世界 |
| (二) 一林一社会 |
| (三) 一虫一人生 |
| (四) 一物一世间 |
| (五) 一色一身份 |
| (六) 一音一情绪 |
| 第二章 田纳西·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译介 |
| 第一节 田纳西·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语境 |
| 一、美国文学的译介之旅 |
| (一) 美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 |
| (二) 美国戏剧在中国的译介 |
| 二、丰富多元的翻译与译介理论语境 |
| (一) 中国本土翻译与译介理论 |
| (二) 西方翻译与译介理论 |
| 三、归化、异化翻译策略 |
| 第二节 田纳西·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翻译与出版 |
| 一、大陆译介:“一枝独秀”到“百家争鸣” |
| (一) 第一阶段(“十七年”时期) :政治挂帅、一枝独秀 |
| (二) 第二阶段(1978— ) :聚焦三剧、各抒译见 |
| 二、港、台译介:共谋中抵抗 |
| (一) 译介背景:不同政治力量在文学中的角逐竞技 |
| (二) 港、台地区译介概况 |
| (三) 译介特点:数量少,重视艺术性 |
| 第三节 各具特色的中文译本—威廉斯剧作中译版本比较 |
| 一、“译彩纷呈”的《欲望号街车》四大译本 |
| (一) 四大译本各自基本特点 |
| (二) 四大译本呈现的情感倾向性 |
| (三) 四大译本中各具特色的创造性叛逆翻译 |
| (四) 四大译本对文化缺省的处理方法 |
| 二、译味悠长的《玻璃动物园》四大译本 |
| (一) 四大译本各自基本特点 |
| (二) 四大译本呈现的雅俗之别与情感倾向 |
| (三) 四大译本各具特色的创造性叛逆翻译 |
| (四) 四大译本对文化缺省的处理方法 |
| 三、译见不一的《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两大译本 |
| (一) 两大译本各自基本特点 |
| (二) 两大译本呈现的情感倾向性 |
| (三) 两大译本各具特色的创造性叛逆翻译 |
| (四) 两大译本对文化缺省的处理方法 |
| 第三章 田纳西·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演出 |
| 第一节 永不停歇的“欲望号街车”—《欲望号街车》在中国的搬演与改编演出 |
| 一、《欲望号街车》在中国的演出历程 |
| (一) 多姿多彩的大陆演出 |
| (二) 异彩纷呈的港台演出 |
| 二、“野蛮战胜优雅”—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版《欲望号街车》 |
| (一) 演出概况 |
| (二) 导演构思 |
| (三) 生动唯美的舞台呈现 |
| 三、中西合璧的剧坛明珠—北京铁皮屋版《纸牌夜布鲁斯》 |
| (一) 演出概况 |
| (二) 导演构思 |
| (三) 中西合璧的舞台呈现 |
| 第二节 脆弱的玻璃动物之旅—《玻璃动物园》在中国的演出 |
| 一、《玻璃动物园》在中国的演出历程 |
| (一) 沉寂—爆发的大陆演出 |
| (二) 持续—稳步的港、澳、台的演出 |
| 二、“生活总是要继续”—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版《玻璃动物园》 |
| (一) 演出概况 |
| (二) 导演构思 |
| (三) 忠实原剧的舞台呈现 |
| 第三节 田纳西·威廉斯其他剧作在中国的搬演 |
| 一、《热铁皮屋顶上的猫》演出概况 |
| 二、《夏与烟》《请爱我一小时》的演出 |
| 第四章 田纳西·威廉斯及其戏剧对中国作家的影响 |
| 第一节 同宗异支—田纳西·威廉斯及其他剧作家对中国新时期戏剧的整体影响 |
| 一、新现实主义与精神悲剧的内在影响 |
| (一) 聚焦社会底层生活 |
| (二) 高扬人道主义大旗 |
| (三) 挖掘复杂的人性 |
| (四) 再现残酷、惨烈的现实 |
| (五) 凸显小人物的精神悲剧 |
| 二、多姿多彩的戏剧表现手法的影响 |
| (一) 以外化的方式展现内心 |
| (二) 借鉴象征手法 |
| (三) 哀婉浓郁的诗意营造 |
| (四) “造型戏剧”的中国化实践 |
| 第二节 独怆然而涕下—田纳西·威廉斯对白先勇创作的影响 |
| 一、跨越时空的“相遇” |
| (一) 身世境遇的暗合 |
| (二) 姐弟情深的追思 |
| (三) 爱荷华大学的杰出校友 |
| (四) 同性恋的性态取向 |
| (五) 浓厚的明星崇拜情结 |
| 二、追怀幽思—威廉斯及其剧作对白先勇创作的影响 |
| (一) 西比尔之哀—对美人迟暮的哀悼 |
| (二) 阿都尼斯之魅—对同性之爱的赞赏 |
| (三) 阿瑞斯之怒—对残酷暴力的展示 |
| (四) 美杜莎之惑—对恶与美的女性的书写 |
| 三、多元归一—威廉斯剧作表现手法对白先勇的影响 |
| (一) 以心理回忆手法展现百态人生 |
| (二) 以象征手法展现世态万象 |
| 第三节 哀婉、感伤的记忆—《玻璃动物园》对赵耀民《良辰美景》的影响. |
| 一、一江春水向东流—时代变迁对美好事物的碾压 |
| (一) 无可奈何花落去—美好事物渐趋消逝 |
| (二) 东风无力百花残—奋力挽留美好事物 |
| (三) 此情可待成追忆—对美的怀念与希冀 |
| (四) 四顾茫茫已惘然—两剧弥漫的悲剧性 |
| 二、乱花渐入迷人眼—《玻璃动物园》表现形式和技巧、手法对《良辰美景》的影响 |
| (一) 两剧“演出说明”之间存在明显的影响—借鉴关系 |
| (二) 两剧均设置叙述者 |
| (三) 心理外化手法的借鉴 |
| (四) 人物设置方面的影响 |
| (五) 象征运用的类同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情况 |
| 致谢 |
（5）王蕴章戏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王蕴章的生平 |
| 第一节 居乡期(1885—1907) |
| 第二节 从业期(1907—1938) |
| 第三节 晚年期(1938—1942) |
| 第二章 王蕴章的戏曲活动 |
| 第一节 戏曲创作 |
| 第二节 伶人交往 |
| 第三节 观剧研究 |
| 第四节 戏曲评论 |
| 第五节 戏曲研究 |
| 第三章 王蕴章戏曲的本事 |
| 第一节 取材于历代笔记或诗文 |
| 第二节 取材于历史故事 |
| 第三节 取材于其他 |
| 第四章 王蕴章戏曲的意蕴 |
| 第一节 女性的赞歌 |
| 第二节 借古伤时的表达 |
| 第三节 抒发文士情怀 |
| 第五章 王蕴章戏曲作品的艺术特征 |
| 第一节 晚清民国戏曲发展的变化 |
| 第二节 戏曲文体变化 |
| 第三节 戏曲舞台艺术 |
| 第四节 戏曲曲体格律变异 |
| 第六章 王蕴章的戏曲史贡献 |
| 第一节 王蕴章戏曲创作的影响 |
| 第二节 所创刊物对戏剧的传播 |
| 结语 |
| 附录一 王蕴章年谱 |
| 附录二 王蕴章作品目录 |
| 参考文献 |
| 在读研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6）激进时代的理学与诗学：吴芳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主要研究成果评述 |
| 1.2.1 吴芳吉遗着的整理与出版情况 |
| 1.2.2 吴芳吉研究综述 |
| 1.3 研究目标、思路和方法 |
| 第2章 吴芳吉生命文本之解读 |
| 2.1 穷愁与玄思 |
| 2.2 道德与深情 |
| 2.3 迈向圆融之境 |
| 第3章 理学余绪与现代新命 |
| 3.1 理学的“形散神不散” |
| 3.2 吴芳吉理学思想之渊源 |
| 3.3 理学的新命 |
| 3.3.1 性善之辨与文学功用 |
| 3.3.2 以礼为归：为“礼教”正名 |
| 第4章 “新文化”的儒学表达 |
| 4.1 对新文化运动之观察 |
| 4.2 吴芳吉的文化观 |
| 4.2.1 学衡派的影响 |
| 4.2.2 在保守与会通之间 |
| 4.3 吴芳吉的文学观 |
| 4.3.1 “文学”之辨 |
| 4.3.2 “载道”与抒情 |
| 4.3.3 文学专制与写作自由 |
| 第5章 吴芳吉的诗学思想 |
| 5.1 “文心”说 |
| 5.2 “摹仿”说 |
| 5.3 新诗的语言问题 |
| 5.4 新诗的文化意味 |
| 第6章 “白屋诗”的再认识 |
| 6.1 “白屋诗”之酝酿 |
| 6.2 “白屋诗”之特色 |
| 6.3 诗史与史诗 |
| 6.4 “白屋诗”的文学史意义 |
| 第7章 终归古典之途 |
| 7.1 吴芳吉的早期诗歌 |
| 7.2 回归古典传统 |
| 7.3 吴芳吉后期的旧体诗 |
| 第8章 结语 |
| 8.1 儒学与诗学 |
| 8.2 传统与创造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8）道咸两浙诗歌流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道咸两浙诗歌的认识向度和研究角度 |
| 二、道咸两浙诗歌流变的整体性分析 |
| （一）“前道咸”时代两浙诗歌流变述略 |
| （二）道咸两浙诗歌流变的三重维度 |
| （三）道咸两浙诗歌流变的特征（附：闺秀诗歌略说） |
| 第一章 以杭郡为主线的浙诗流衍（上） |
| 第一节 乾嘉时期“浙派启变”与“杭诗流变”——朱彭诗史地位的再发现 |
| 一、浙诗流变谱系的建立与“浙派”演进错位 |
| 二、朱彭的诗 |
| 三、朱彭与乾嘉时期“杭诗流变” |
| 第二节 “格调说”对杭郡诗坛的影响——以宋大樽为中心 |
| 一、宋大樽的人生转向及其儒者形象 |
| 二、宋大樽对李白诗歌的接受 |
| 三、《茗香诗论》与宋大樽的诗学归属 |
| 四、宋大樽及其《茗香诗论》的影响 |
| 第三节 嘉庆年间诂经精舍文人诗歌的群体观照与个案分析——兼及两浙诗歌史与学术史演进轨迹的差异性 |
| 一、博雅：诂经精舍的诗歌文化 |
| 二、调和：诂经精舍文人的诗学构成 |
| （一）吴文溥与性灵诗学 |
| （二）徐熊飞与格调诗学 |
| （三）查揆与神韵诗学 |
| 三、诂经精舍与两浙诗歌史的演进轨迹 |
| 第二章 以杭郡为主线的浙诗流衍（下） |
| 第一节 余响：陈文述与乾嘉诗坛 |
| 一、陈文述交游活动的认识价值：乾嘉诗坛的整体观照 |
| 二、陈文述诗歌之“变”：与性灵派诗的关系 |
| 三、陈文述的人品和诗品：走出乾嘉 |
| 第二节 变奏：龚自珍诗的诗史系谱及其“经典化”生成 |
| 一、突过性灵：龚自珍诗的乾嘉系谱 |
| 二、龚自珍诗的近代接受及其与思想史书写的离合 |
| 三、龚诗“经典化”的生成及其与近代史书写的统一 |
| 第三章 以嘉禾为副线的浙诗流衍 |
| 第一节 钱仪吉与“秀水派”的延续 |
| 一、从钱仪吉诗集整理看“秀水派”的延续 |
| 二、从钱仪吉诗艺呈现看“秀水派”的延续 |
| 三、从钱仪吉诗圈构成看“秀水派”的延续 |
| 第二节 从“前近代”到“近代”：嘉兴诗界概观与两浙诗歌流变 |
| 一、诗人的组织：以家族为纽带 |
| 二、诗坛的凝聚：以风雅为基石 |
| 三、诗歌的流衍：以世变为动源 |
| 第四章 近代史事与道咸浙诗流衍 |
| 第一节 诗歌流变与浙诗中的鸦片战争书写——从乍浦刘烈女说起 |
| 一、“刘烈女诗”的集体写作及分析 |
| 二、“杜陵诗史业”：浙诗的鸦片战争书写共性 |
| 三、“诗在布衣”：浙诗的鸦片战争书写个性 |
| 第二节 略论太平天国运动对浙诗流衍的影响 |
| 第五章 浙东诗坛的重振 |
| 第一节 道咸宁波诗坛的振起——以姚燮及其交游为中心 |
| 一、姚燮的诗学渊源与宁波区域诗学的构建 |
| 二、道咸宁波诗歌的创作成就——以姚燮、徐时栋为代表 |
| 三、宁波区域诗史的构建——从姚燮编《蛟川诗系》说起 |
| 第二节 宗宋诗潮中的孙衣言诗学渊源探论 |
| 一、未定型的诗学：兼论孙衣言前期诗歌 |
| 二、孙衣言宗宋诗学的理论渊源及其与“宋诗运动”的关系 |
| 余论：同光浙诗新格局及其与道咸浙诗之关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出版或公开发表的论着、论文 |
| 后记 |
（9）形象·意义·审美—中国现代文学“宗教人物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与研究价值 |
| 1.2 范畴厘定与研究综述 |
| 1.3 理论方法与框架结构 |
| 上编 大变革时代“宗教人物形象”的生成与认知 |
| 2 立象言意：“宗教人物形象”的背景分析 |
| 2.1 价值基点：“宗教人物形象”的历史透视 |
| 2.2 源头追溯：“宗教人物形象”的宗教渊源 |
| 2.3 语境探幽：“宗教人物形象”的文学动力 |
| 3 多维审视：“宗教人物形象”的类别梳理 |
| 3.1 现代作家与“佛教人物形象” |
| 3.2 现代作家与“基督教人物形象” |
| 3.3 现代作家与“道教人物形象” |
| 3.4 现代作家与“伊斯兰教人物形象” |
| 中编 意义重构中“宗教人物形象”的意蕴与特征 |
| 4 信仰承继与现代创构：“宗教人物形象”的宗教性书写 |
| 4.1 彰显宗教终极关切 |
| 4.2 信仰与审美的张力 |
| 5 人文诉求与价值重估：“宗教人物形象”的批判式塑造 |
| 5.1 复古取今,别立新宗 |
| 5.2 宗教资源,艺术扬弃 |
| 6 审美建构与意义传达：“宗教人物形象”的艺术化运思 |
| 6.1 参与审美价值与意义的创构 |
| 6.2 宗教人物形象的艺术性转化 |
| 下编 焦点透视中“宗教人物形象”的交集与探寻 |
| 7 千江映月：“宗教人物形象”的典型分析与专题研讨 |
| 7.1 圣贤气象：“耶稣形象”与“弘一法师形象”比较 |
| 7.2 殊“图”同“皈”：现代文学“宗教皈依”书写研究 |
| 7.3 佛踪道影在江湖：现代武侠小说“宗教人物形象”研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 |
（10）《断鸿零雁记》文本研究评述（论文提纲范文）
| 一、身世“难言之恫”论 |
| 二、佛性决定论 |
| 三、“飘零者”文化传承论 |
| 四、叙事结构变迁论 |
四、苏曼殊“难言之恫”新解（论文参考文献）
- [1]清初诗歌黍离主题研究 ——以苏州府为中心[D]. 高子芹. 江南大学, 2021
- [2]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
- [3]中国近代唯识学研究的范式与进路[D]. 覃江. 南京大学, 2020(04)
- [4]田纳西·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1963-2018）[D]. 高鲜花.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6)
- [5]王蕴章戏曲研究[D]. 徐红玲.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3)
- [6]激进时代的理学与诗学：吴芳吉研究[D]. 王峰. 西南交通大学, 2018(09)
- [7]论苏曼殊诗歌中的红色意象及其现代精神[J]. 黄海明,傅红英. 短篇小说(原创版), 2018(14)
- [8]道咸两浙诗歌流变[D]. 李晨. 苏州大学, 2017(04)
- [9]形象·意义·审美—中国现代文学“宗教人物形象”研究[D]. 任传印. 浙江大学, 2014(01)
- [10]《断鸿零雁记》文本研究评述[J]. 谢菲. 柳州师专学报, 2012(06)